■熊丙奇
由武汉大学、美国杜克大学和昆山市政府三方合建的昆山杜克大学已获中国教育部正式批准设立，2014年秋季全球招生计划正式启动。正式设立之后的昆山杜克大学将首先招生全球健康、医学物理学和管理学三个硕士项目。（《文汇报》9月18日）
这是继上海纽约大学后，我国引进海外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创办的又一所中外合作办学学校。与此前其他中外合作办学不同，这所新创的中外合作办学学校，以招收硕士作为“起步”，在本科教育阶段目前仅推出一个学期的“交换生”计划——在全球招生100人，国际生和国内学生各50人。杜克大学想通过“谨慎试点”为日后开展本科生教育积累经验，而不是在学校举办初期，就大干快上。
在笔者看来，这种“谨慎”探索是值得肯定的，表明杜克大学在认真选择适合其中国办学的模式。
首先，举办本科教育，相比举办研究生教育，由于周期长、课程多，对办学条件、师资力量有更高的要求——举办三个硕士项目，由于规模较少，合作方投入的师资相对较少。这是杜克对本科教育的认识，与国内教育系统对本科教育的认识有些不同。当然，这也与杜克当初在国内高校合作办学时是从商学院开始有关。商学院只有硕士教育项目，因此，以之前合作为基础举办的中外合作学校，选择硕士教育作为办学的开端，也就顺理成章。
其次，在中国内地举办合作办学项目，研究生教育受到的障碍相对较少——客观而言，相对于本科教育，我国当前研究生招生的培养，学校拥有更大的自主权——也更容易取得突破。此次杜克准备招生的三个硕士专业，基本都属于应用型人才培养，这在我国内地也刚刚起步。很多学校的专业硕士教育由于缺乏个性，职业化不够，课程与学术性硕士没有多大差别而引起社会质疑，杜克完全可以以其举办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经验，在这方面形成办学的特色。
以管理学硕士（Master of Management studies）为例，杜克大学要求学生在10个月中学习15门课程，每门课以案例教学、实践教学为主，主要在于完成学生的职业化过程，培养学生的自我认识、团队意识和职业素养，而不是空谈理论。除此之外，学校还给每位学生配备一名职业导师，并建有完备的校友数据库，学生们在求职时，可以方便地查询校友求职去向、工作去向，由此向校友咨询求职事宜，并得到校友不同程度的帮助。这就做到职业教育真正以就业为导向，给学生有价值的教育。可以说，这些教育在国内开展不会存在多大问题，只要校方坚持质量，就可以给国内高校带来新的专业硕士人才的培养方式。
再次，关于本科教育（包括招生、课程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如何在我国内地取得突破，这确实需要探索。目前来看，其他中外合作办学的学校，以本科教育为主，一开张就招收成百上千名学生，由于培养规模大，教育部门对其改革十分“谨慎”，结果是突破并不多。比如，招生都纳入集中录取（要么在提前批，要么在第一批，有的甚至在第二批），高考成绩还是重要的录取依据，学生的选择权也没有增加，这些学校对内地教育改革的推动被普遍认为价值有限。而且，由于已经把很多学生招收进来，即使改革发生偏差，学校也会面临骑虎难下的困境，结果往往是办学理想向现实利益妥协，很难坚持、走远。
杜克大学校方透露，学校希望先小规模地以交换生方式进行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通识教育，以此检验这些教育在中国内地的反应，也让杜克大学的教授们有一个观察中国教育、体验中国教育的过程。为让这一计划顺利开展，杜克在校内成立了一个“中国事宜教授委员会”，专门负责讨论有关在中国内地办学的事宜。按照杜克大学的设想，如果小规模试点成功，学校在五年之后将招收本科生，全面启动本科生教育。虽然办学速度很慢，甚至被有的舆论称为“龟速”，但是延续了杜克大学一贯的谨慎办学风格。
这是中外合作办学选择的又一种模式。希望有更多的不同模式在未来的引进海外优质资源内地办学中出现。如同教育部在批文中期望该校“通过创新教育教学模式，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的实用型人才，为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提供宝贵经验”，笔者一直呼吁，引进海外优质资源内地办学，要走出单一模式困境，这既包括要在中外合作模式之外探索学校直接办分校模式，也包括对中外合作办学模式的多元尝试。只有办学多元化，才能满足受教育者的个性需求。而实现教育多元化，正是教育改革的目标所在。
《中国科学报》 (2013-09-26 第5版 大学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