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3日，北京大学的4门课程在edX平台正式开课，成为中国大陆上线的首批全球共享课程。
在《电子线路》的授课教师、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副教授陈江看来，被称为“慕课”的MOOC（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无疑是一场革命：今后，教师要用自己的教学来吸引学生，而不是依靠点名；学生选课也是基于兴趣，而不是因为学分。对教师的唯一评价指标，则是在有限的时间里，学生吸收了多少知识。
在北京大学网络开放课程建设领导小组组长、计算机系教授李晓明的设想中，北大未来的一门课程会有10万人选修，课程结束有1万人通过考试，其中北大在校生100人，他们得到学分；其余9900人分布在世界各地，得到课程合格证书。为了把这门课上好，需要1个主讲教师，3个辅导老师，5个助教。
在“慕课”面前，传统教育模式正在受到挑战。“‘慕课’这种方式不在于优质资源分享，而在于教学改革，在于新的教学模式的探讨，更重要的是提高我们的教学质量。”复旦大学副校长陆昉这样认为。
教师被迫“讨好”学生？
2013年3月，北京大学启动“慕课”开发工作，20门课程的教师表示愿意做“先锋”，陈江就是其中之一。
“投身‘慕课’与其说是激情，还不如说是受危机感、压力所迫，硬着头皮也要上。”陈江坦言。在他看来，由于现代网络技术、教育技术的发展，教育观已经产生了巨大变化：越来越多的人认为，通过网络学习，可能会比在教室里学习的效果更好，“慕课”使教学资源得到了极大节约，一个视频录制后，可以让几千几万名学生反复观看。
但伴随着效率的提升，对老师的要求也被提到了更高的位置。“有几万人在听你的课，你浪费一分钟时间，就是浪费了几万分钟。因此，把学生吸引着完完整整听完一堂课，善莫大焉。”陈江说。
在北大，陈江被称为“呆呆老师”，授课以轻松活泼著称。但刚开始在电教楼的演播室录课时，他反复尝试不同的教学手段和工具，还是有些不知所措：面对镜头，讲完一个笑话，我自己应不应该笑？不小心说了错别字，是要继续讲下去，还是保持不动几秒钟，方便剪辑？
陈江觉得，受网络开放课程的影响，所有讲了十几年、几十年课的教师，都要被迫对自己的教学重新审视和反思，从为学生服务的角度出发进行课程设计，所有的知识点、逻辑、段子都要经得起反复推敲。
在陈江看来，老师将不再高高在上，而是要开始“讨好”学生，努力使自己的课变得受欢迎：在十几分钟时间内，不管采用什么授课风格，唯一的目标就是让学生在知识、思维、方法上得到最快的提升。
另一门课程《20世纪西方音乐》的授课教师、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毕明辉也有同感。在录制课程之前，毕明辉几乎看遍了几大在线教育平台上的国外视频公开课。他发现，越有趣的课程越受学生欢迎，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哈佛大学教授桑德尔的《公正》，他用不同的例子将所要讲授的知识点和理论串起来，让人印象深刻。
在他看来，“很多大学教师都以为学生有足够的理解力，实际并非如此。”因此，他课程的形式力图与传统的“自说自话”区分开来，用不同的音乐作品串起知识点讲授，使中国观众“在最短时间内掌握聆听西方音乐的方法”。
“如果老师讲得太差，都不好意思把课放在网上。”在浙江大学本科生院副院长陆国栋看来，大部分中国大学教师都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科研上，而非教学。他们还习惯“满堂灌”，对着教案、PPT照本宣科。“慕课”则会倒逼教师将更多的精力用于教学，如果每门课程都走出象牙塔，接受社会的评头论足，教师就不得不在教学上多花力气。
未来的教师会变成演员、助教
作为4门课程授课教师之一，有着18年教龄的北京大学城市环境学院教授邓辉一开始却对“慕课”持坚决的抵制态度。观看了一些国外的开放课后，他觉得“慕课”的形式使教育脱离了其本质——将老师变成了演员，每一堂课都像一个精心编排的节目，课程设计成了影视制作。
的确，国外名校的一些课程已经不单单是教师的课堂讲授，而是由制作团队录制，布景、灯光、授课教师的形象都经过精心设计，甚至会使用提词板等道具。
因此，不同于其他3门上线课程，邓辉的《世界文化地理》选择了不在演播室里录制，而是由课堂上的实时录像剪辑而成，在讲台下，坐着真实的三四百名学生。
“教总得有对象吧，要不然都不知道该怎么去讲。”在邓辉看来，教师与学生的互动、碰撞是课堂上必不可少的内容，也会使教师不断产生新的奇思妙想。这些都是“慕课”所不具备的条件。
他认为网络课程仍然只能作为传统课程的补充，学生在课上漏掉或者没听懂的知识点，回去可以通过看视频来弥补，但不能完全替代传统的课堂教学。但他也承认，“慕课”可向更多的人提供更多学习机会。这一贡献，是无可非议的。
更多的青年教师却持相反的乐观态度。陈江就觉得，本着对学生负责的原则，未来讲课的教师就应该是演员，课程应该由制作团队或公司精心设计完成，一分钟都不能浪费。“面向几千、几万人讲课，为什么要一个人奋斗？”
他认为，适应这种模式的教师会脱颖而出，不适应的老师则会沦为配角，变成助教、辅导员。而今后，现实的大学课堂会更多地承担讨论课的功能，学生先观看视频，与教师面对面的宝贵时间则用于讨论、交流。
复旦大学副校长陆昉也认为，随着大规模在线教育的发展，今后教师的教学重点会从知识的讲授转移到引导学生的讨论上去。“现在的教师花了95%的时间在讲课上，效果只有5%，还不如让他去看视频，可能比听你讲课的效果要好，如果有不懂的还可以倒回来听。”
陆昉觉得，传统的教学方法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他曾在自己的半导体物理课的一个章节教学中，尝试采用学生课下看视频，课上分组讨论、大组汇报，全班交流的方式，结果收到了良好反馈。学生反映“比以前累多了”，但在对知识的掌握深刻程度、表达能力、团队协作能力上都有显著的提升。他正在试图和其他老师一起，把整门课程都设计成这种模式。
中国大学课程质量面临检验
即使面临诸多争议，中国大学加入“慕课”的风潮仍然势不可挡。今年5月，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同时宣布与edX签约，拓展在线教育模式，随后，北京大学又加入Coursera平台。7月，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也宣布与Coursera签约。继9月23日上线的4门课程后，9月30日，北京大学的另外3门课程也会在Coursera平台上线；10月17日、18日，清华大学的两门课程将在edX平台正式开课。
“现在正是中国大学应该建立起危机感的时候。”在宣布加入edX后不久，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便在6月举行的大规模在线教育论坛上表示，对在线教育挑战和机遇的认识，从全球来看，国内不如国际敏锐；从社会上看，企业要比大学醒悟得早，大学要比政府动作快；在大学内部，学生和年轻教师表现出更高的热情和更好的适应性。他建议，面对在线教育的浪潮，要制定清晰明确的国家战略，建设我国的在线教育平台。
事实上，在我国，对在线教育的探索早已有之，如政府主导的电视大学、高校主导的网络学院、教育部开发的高校“精品课程”等，社会认可度却一直不高。
2011年起，“中国大学视频公开课”在爱课程网、网易等平台推出。教育部宣布在“十二五”期间，我国高校将逐步开放1000门视频公开课、5000门资源共享课。今年6月，首批120门“中国大学资源共享课”又通过爱课程网向社会大众免费开放。其时，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张大良就表示，网络大大降低了教育成本，使优质的教育资源能够覆盖所有地区和人群，课程不受时空和身份的限制，从而有利于提高成才率，促进教育公平。
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尽管有发展在线教育的决心，中国大学的视频公开课一直遭受“不叫座”的质疑，点击率大大落后于国外高校的在线课程。到目前为止，大多数中国高校的视频公开课仍然沿袭2003年起启动的“精品课程”模式，仅仅是教师的课堂实录。
而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部长黄荣怀看来，国外高校的视频课已经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从发布静态的数字化学习资料，到表演性强、制作精良的短小视频，再到现在的大型开放课程——对学习的整个过程提供支持和评价。今天的“慕课”已经实现了人与人的交互，而不是简单地将视频传到学生的电脑上。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将我国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办的中央电视大学称作在线教育“0.0版”，2000年开始的网上公开课称作“1.0版”，近几年兴起的以“慕课”为代表的在线教育则是“2.0版”。
如今，第一批中国的大学、教师和课程即将在“2.0版”中接受检验。“我们是第一批被洪水冲垮的人，当然，我们既有可能冲在最前面，也有可能被卷进去。”陈江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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