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科峰
9月15日，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的5000多名新生来校报到。不过，他们踏入校园的第一件事却是与校方签订《学生管理与学生自律协议书》。协议书明确规定：“学生本人对自杀、自伤引起的后果承担责任。”随后，多名学生和家长表达了对该协议的不满。
高校为何要让新生入学即签“自杀免责书”？无他，逃避责任而已。应当承认，近年来，高校中大学生自残、自杀的事件并不少见。家长的过分溺爱、大学人际关系的错综复杂、无处不在的竞争，加上自身过于脆弱的心理，都导致现在的大学生正在成为“脆一代”。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采取这一举措，无疑是想在意外发生时，使校方避免承担在管理等方面应负的责任。
这样的协议是否能够免责？实际上，之前早已有律师作出解读。学生一旦发生意外，即可依照《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处理。法律对于什么样的情况下学校应该负责或者免责，作出了清楚的规定。签不签协议，最终都得依法办事。再详尽、再苛刻、再冷血的校方协议，也大不过法律的力量。
毫无疑问，家长将学生送往高校读书，作为已经收取学杂费的校方，理应承担对学生进行培养、管理、教化的责任。一旦学生有意外，校方绝不可能凭借一纸协议置身事外。
值得深思的是，近年来，强制学生签订类似“自杀免责书”的高校不在少数。2010年，山东建筑大学也强制学生签“生死状”，引发争议无数。问题是，这样的“霸王条款”缘何屡屡在校园出现？
何为大学，大学何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应是一个社会的良知与良心，而非单纯的知识、技能培训班。大学当激起人内心深处最本真的光明之德，唤醒人性之美，建立敢于质疑、善于发现的学术精神，塑造敢于承担责任、真诚待人的世界观。
像东莞理工学院、山东建筑大学这样的高校，动辄用“免责书”来回避自己原本应该承担的责任，用冷冰冰的文件替代对学生心理的关爱，将强权置于个人的选择之上，无疑背离了大学原本的责任与担当，丧失了大学的原有之义，也让整个教育制度蒙羞。
每一个鲜活的生命，都是无与伦比的瑰宝。面对每一个或怀疑或迟疑或失望的个体，全社会都有责任、有义务、有必要采取人性化的方法，去努力拯救。作为教书育人的场所，大学更应如此。给学生多开设心理健康讲堂、提供更多减压的休闲娱乐场所、在学生遇到各种困难时及时救助……这些才是大学应该做的工作，而非用一张薄薄的白纸来伤害那些刚刚成人的年轻人。
《中国科学报》 (2013-09-18 第1版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