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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胖悖论”逆天:超重长寿 |
美学界就体重与健康关系展开激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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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些人而言,尤其是中年人、老人或是已经患病的人,略微超重并不一定有害,反而可能产生益处。
■本报实习生 段歆涔
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超重并非总会缩短寿命——但是很多公共健康专家似乎并不愿意谈论这个话题。
2月20日上午,超过200人聚集于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礼堂。该活动的组织者说,这一盛事的目的在于表明,一项关于肥胖和死亡的新研究是绝对错误的。
超重有理
他们所指的研究报告发表于1月1日的《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是一篇包含97项研究、覆盖288万人的综述文章。该研究团队由美国国家卫生统计中心的流行病学家Katherine Flegal领导,文章指出,在同一时期,根据国际标准被视为超重的人,其死亡率比那些正常体重的人低6%。
据《自然》杂志报道,这一结果似乎和多年来的主流意见相抵触。此前学界认为,即使是适度的体重增长,也应尽量避免。该实验结果的公布引发了轩然大波,主流新闻媒体都争相报道此事,一些公共健康专家也对该结果表示强烈质疑。
在一次电台采访中,哈佛大学研究营养学和流行病学的专家Walter Willett说:“这项研究就是一堆垃圾,任何人都不应该浪费自己的时间去阅读。”之后,Willett组织了哈佛研讨会,让发言者一一批判Flegal的研究。Willett说:“Flegal的论文漏洞百出,充满误导性和迷惑性,我们认为很有必要对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但是,很多研究人员采纳了Flegal的研究结果,并将其视为支持“肥胖悖论”现象的最新研究成果。超重会增加一个人患糖尿病、心脏病、癌症以及其他慢性疾病的风险。但是,这些研究表明,对于一些人而言,尤其是中年人、老人或是已经患病的人,略微超重并不一定有害,可能反而产生“益处”。(当然,某人如果过度超重,并被诊断为肥胖,通常都伴随着糟糕的健康状况。)
“肥胖悖论”现象引发了公共健康领域的广泛讨论——包括上个月JAMA的一系列文章——部分原因是这其中包含的流行病学因素很复杂,很难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扰。该讨论最有争议的部分不在于科学本身,而在于如何去谈论它。包括Willett在内的公共健康专家,花费了数十年时间研究超重所带来的风险。Willett说,Flegal的研究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会迷惑医生和公众,并对遏制肥胖率上升的公共政策产生负面影响。
他说:“将会有一定比例的医生根据这个研究结果,不再向超重病人提供明智的忠告。”更糟糕的是,这些发现会被一些强大的特殊利益集团所利用,例如软饮料和食品游说集团,借此向决策者施加影响。
U型曲线
过重会加速死亡的概念可追溯到针对美国保险业的一项研究。1960年,来自26家人寿保险公司投保人的数据显示,比美国人平均体重低数公斤的人,死亡率最低。一旦超过这个值,死亡率随着多出的体重而增长。这促使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更新其理想体重表,其创建出的标准在未来几十年被医生广泛使用。
在上世纪80年代早期,Reubin Andres是马里兰州贝塞斯达市美国国家老龄问题研究所所长,他对教条提出质疑,曾轰动一时。通过重新分析保险统计表和相关研究,Andres指出,体重和死亡率的关系遵循一个U型曲线。这个曲线的最低点——当死亡率最低时所对应的体重——取决于年龄。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所推荐的体重可能对于中年人比较合适,但是不适合那些50多岁或年纪更大的人。对于这些老年人,超重者反而可能身体状况较好。至此,肥胖悖论的理念第一次被提及。
Andres的主张遭到了主流学术界的拒绝。例如,在JAMA于1987年发表的一份经常被引用的论文中,Willett和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流行病学家JoAnn Manson分析了25个关于体重和死亡率关系的研究,声称研究结果主要被两个混杂因素干扰:吸烟和疾病。相对于不吸烟者,吸烟者体格更瘦弱且死得更早,并且很多患有慢性疾病的人也会体重减轻。这些影响使瘦本身成为一种风险。
Manson和Willett在1995年的一份报告中支持了这一观点。他们分析了身体质量指数(BMI)——衡量体重的黄金标准(是用体重公斤数除以身高米数平方得出的数字)——有超过11.5万人参与了这项长期性健康研究。研究者排除了有吸烟史的女性和在第一个4年就死亡的人后(推测这些女性可能存在和疾病有关的体重减轻),他们发现BMI和死亡率之间存在直接的线性关系,BMI低于19时死亡率最低(这大约是一名身高1.63米、体重为50公斤的女性)。
Manson说:“超重和肥胖既会增加罹患危及生命的疾病的风险,但同时又会降低死亡率,这在生物学上似乎并不可信。”她说,这个研究的人为性远高于事实性。
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全球性的肥胖问题也开始凸显。从1980年开始,超重率和肥胖率急速上升。1997年,世界卫生组织(WHO)首次针对这一议题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会议。这次会议引入了正常体重的新标准(BMI介于18.5~24.9)、超重的新标准(BMI介于25~29.9)和肥胖的新标准(BMI大于等于30)。1998年,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降低了BMI界限,以和WTO的分级相一致。明尼苏达州罗切斯特市梅约诊所心脏内科医生Francisco Lopez-Jimenez说:“过去,肥胖作为一种风险因素,常常被忽视,没有人关注。如今我们需要正视这个问题。”
统计冲突
Flegal是提出重视超重和肥胖这一问题的人之一。在CDC的统计中心,她对CDC的全国健康和营养检查调查(NHANES)了如指掌。在每年针对5000人进行访谈和体格检查的基础上,NHANES自上世纪60年代起便展开了这项调查。Flegal和她的同事用NHANES来表明,美国的超重率和肥胖率一直在上升。
然而,2005年,Flegal发现NHANES的数据证实了Andres的U型曲线。她的分析显示,相较于那些正常体重的人,超重但是并未达到肥胖程度的人死亡率更低。这一关系甚至在不吸烟的人群中也成立。
Willett说,Flegal的研究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因为她就职于CDC,并且这似乎是在支持人们增加体重。Willett说:“很多人把这一结果视为美国政府的官方声明。”
学术上的混乱使Flegal的研究遭到了很多媒体的负面评价。Flegal说:“我对这些针对此项研究的攻击感到诧异。”Flegal表示,她更希望把关注的焦点放在流行病学数据的微妙难解之处,而不是统计结果的政策含义。Flegal补充道:“尤其是最初,有很多针对这一研究的误解和困惑,消除这些负面因素很耗时,某种程度上来说很难。”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其他研究人员也发现了相同的趋势,Flegal决定完成她于今年早些时间发表的荟萃分析。她说:“我们认为,是时候把这一系列研究进行一个整理和总结。我们也许无法全面理解所有的内容,但是有一些结果已经清晰可见。”她的分析包括,根据标准BMI类别,评估全死因死亡率的前瞻性研究——共涉及97项研究。所有的研究都使用标准统计调整数,从而解释吸烟、年龄和性别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把来自所有年龄段的数据结合起来可发现,BMI属于超重范畴的人(即BMI介于25~29.9)死亡率最低。
然而,哈佛大学的研究团队认为,考虑到年龄、和疾病有关的体重减轻、吸烟等因素,Flegal的研究方法并不完全正确。他们认为,如果Flegal把年轻群体从实验对象中分离出来,这些影响在这一群体中将不存在。他们还认为,重度吸烟者通常比偶尔吸烟者更瘦,因此排除吸烟这个混杂因素,最好的方法是关注那些从不吸烟的人。Willett指出,他的一份于2010年发表的研究没有包括Flegal的分析,因为其分析没有使用标准BMI类别。Willett和他的同事分析了来自146万人的数据,发现对于那些从不吸烟的人,属于正常BMI范畴(BMI介于20~25)的人死亡率最低。
Flegal转而批评Willett的研究忽略了大量的原始数据组:总共近90万实验对象的数据。Flegal说:“一旦你删除了如此大量的数据,你无法准确得知从不吸烟者的样本和其他实验对象的差别。”例如,从不吸烟者可能更富有、受教育程度更高。此外,Flegal表示,Willett的研究依赖于参与者自述的身高和体重,而不是客观的测量(通常人们都会低估自己的体重)。
很多研究肥胖症的专家和生物统计学家认为,Willett和Flegal的研究各有优点,但是两者仅仅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数据。关于“肥胖悖论”现象,仍需要更多的研究且需认真对待。科罗拉多大学丹佛分校的内分泌学家Robert Eckel说:“这很难用数据来论证。”
目前应当加以解释的是造成“肥胖悖论”现象的原因。一条线索是:过去十年越来越大的研究显示,患有严重疾病的人,如心脏病、肺气肿、Ⅱ型糖尿病,这类人中超重的群体,死亡率是最低的。一个常见的解释是,超重的人有更多的能量储存来对抗疾病。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心脏病学家Gregg Fonarow说:“他们就像电视节目《幸存者》中的选手。那些一开始就很瘦的人,最后往往很难成功。”
图片来源:ILLUSTRATION BY GARY NEIL
《中国科学报》 (2013-05-28 第3版 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