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冯丽妃 胡珉琦
4月23日，芦山震区，小雨淅淅沥沥。本应“贵如油”的春雨，却让很多人的脸上又多了一抹愁容。
“这次地震对当地群众心理上的负面影响还是非常突出的。”23日晚上7时许，《中国科学报》记者拨通了中科院心理所芦山地震心理救援队领队刘正奎的电话。工作了一天的他，声音略显疲惫。
让群众尽快“安心”
23日早上6时，在只睡了4个小时后，刘正奎便与同事祝卓宏以及该所北川心理援助工作站的志愿者李晓景、刘洋等一行人，从中科院芦山灾区救援驻地出发，前往该县龙门乡中心校区，为那里的孩子上灾后的第一堂课。
“第一课的主题是‘我的家’，主要通过做一些活动，舒缓孩子们的情绪。”刘正奎说，通过教他们做“手指操”、分享震后的经历以及描绘未来家乡的样子，让孩子们的心中重新燃起希望的火苗。
尽管下着雨，现场听课的人还是比预计多了数倍，有二百四五十人。“让正能量在每个人的心中传递十分重要。”刘正奎说。
23日下午，他们一行人返回芦山县后，在一个社区发放生活用品包与灾后心理急救手册时了解到，一个孩子的去世让该社区居民的心情非常沉重。
“这个孩子出生在2008年5月13日。在大家的心里，他的出生意味着废墟上的新生命。而现在，孩子的去世让大家觉得希望也逝去了。”刘正奎说，这时候心理援助显得极为迫切。
事实上，芦山地震发生后，心理所即在第一时间紧急召开会议，迅速部署地震救援工作并成立科技救灾心理援助应急工作领导小组，派工作队前往灾区开展心理急救、心理知识普及，并帮助培训志愿者。
4月21日，该所“5·12”汶川地震后驻扎在北川心理援助工作站的两名志愿者前往芦山开展前期心理评估工作。次日，刘正奎和祝卓宏从北京赶赴芦山县，实地开展心理援助工作。
五年灾后心理重建成效显著
自2008年以来，心理所在汶川地震、玉树地震、舟曲特大泥石流、盈江地震和彝良地震灾区，陆续建立了9个心理援助工作站。
今年26岁的李晓景是北川心理援助工作站的志愿者。至今，他已从事心理辅导工作近5年，是工作站的一名“老兵”。
据他介绍，这次与心理救援工作者一起前往灾区的，还有一批心理所自主研发的心理创伤评估、干预工具和设备。心率变异型生物反馈仪就是其中之一。
“反馈仪可以把测量者的心跳、脉搏直接反映出来。如果测量者的精神非常紧绷，显示屏上的菩提树就是枯萎的；心情放松，菩提树就会变得枝繁叶茂。反复练习，就可以达到放松的效果。”李晓景说。
“心理援助与生命营救、物质救援一样，已成为灾难救援行动中关键性的一部分。”心理所研究员张侃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据他介绍，汶川地震后，心理所首次发现灾害后“心理台风眼”现象，据此建立了“时空二维”心理援助框架，并建立了“一线两网三级”的心理援助模型，包括心理援助热线、移动互联网和互联网共同开展干预以及根据受灾严重程度分级干预的三级体系。
此外，该所已建成我国最大的灾后国民心理健康数据库，包含33万名受灾群众的多项生物与心理健康指标数据。5年来，心理所为灾区培训高水平专业心理教师、医务人员等413人，进行个体心理咨询12.6万人次，约有54.5万人次接受心理服务。
心理重建在于长效
“根据救助、安置以及重建的时间分布，灾后心理重建也分为应激期、冲击期和复原期。在应激阶段，很多人会出现愤怒、失眠等情绪与现象；而回归正常生活后，心理重建的任务依然非常艰巨。”刘正奎说。
“心理重建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工作，尤其对于丧亲的群体而言，走出创伤的阴影恐怕需要很长的时间。”祝卓宏坦言，心理援助者最重要的就是帮助灾区群众建立并且维护好与家庭、亲友、社会的关系，这样才能有助于他们摆脱孤独。
世卫组织调查显示，自然灾害或重大突发事件后，约30%~50%的人会出现中度至重度心理失调，及时的心理干预和事后支持会帮助缓解症状。而在灾难发生一年内，20%的人可能出现严重的心理疾病，需要长期心理干预。
“其实，2008年我国就已将灾后心理救援提升到很重要的高度，只是当时由于没有经验，缺乏系统的管理和组织，救援在某种程度上有些无序。”心理所所长傅小兰说。
5年来，我国灾后心理援助已逐渐步入正轨。傅小兰表示，未来，国家在灾后心理干预和治疗方面还要进一步加大组织和研究力度，设立研究项目，研究出适合中国人的灾后心理援助方式。
《中国科学报》 (2013-04-24 第1版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