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水电站遭遇保护区
本报记者 邓全伦 发自重庆
3月26日，重庆市发改委发布2013年市级重点项目名单，长江重庆小南海水电站在列，被纳入今年开工的计划之中。
而一年前的2012年3月29日，该电站的奠基仪式暨“三通一平”前期工程，已在重庆巴南区中坝岛上启动。
小南海水电站由重庆市政府和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下称“三峡集团”)共建，坝址位于中坝岛。工程总投资约320亿元，总工期7年6个月，装机200万千瓦，年均发电量102亿千瓦时，是目前重庆市最大的水电项目。
自2012年2月4日获得国家发改委同意开展前期工作的批文，到眼下重庆市紧锣密鼓推进年内开工，这一系列举措宣告，小南海水电站6年闯关成功—已排除了横亘在前的有关环保的层层障碍。
而该电站的修建，意味着长江干流唯一的国家级鱼类保护区再遭切割。这让它始终身陷舆论的漩涡。5年多来，国内众多环保组织、专家学者持续奔走呼告，要求国家有关部门阻止该项目上马。
当珍稀鱼类生存的最后家园，与一个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冉冉升起的经济明星城市狭路相逢后，其间经历了怎样的摩擦与较量？
“调整保护区范围”
长江流经重庆市境内，首先经过江津区，再往下数十公里就是巴南区。号称长江干流第三大岛的中坝岛，就位于巴南区鱼洞镇。
该岛幅员面积4.2平方公里，因岛面平坦土壤肥沃，年产蔬菜2000多万公斤，是重庆重要的蔬菜基地。2007年初，三峡集团和长江水利委员会组织20多名水利专家对其进行1年多的考察，最终将小南海电站坝址选定于此。
中坝岛孤悬江中，岛形细长，宛若一条逆流而上的洄游大鱼，水电站坝址将建在鱼头部分。4月1日，时代周报记者登上该岛，这里属于鱼洞镇大中村，但并没有想象中忙碌的施工场面，更像是一片宁静安逸的桃花源。
小南海电站的业主单位三峡集团公司的标志牌已在岛上一处空地竖起。大多数村民的房子外墙都涂上了几个字母或“√”的符号，建坝征地实物指标调查早已结束，其结果公示在村口的醒目位置。
岛上村民都期盼早日搬离，但目前安置方案尚未公布。重庆巴南区政府文件显示，小南海水电站计划今年10月坝区主体工程下河开工。但重庆市发改委一位官员称，具体时间最终取决于前期筹建工作进度和国家发改委的核准。
大中村村支部书记杨双荣自去年3月29日小南海电站“三通一平”前期工程启动以来，一直忙于各项协调配合工作，每天和电站筹建组打交道。他称，坝址的地质勘测设计基本结束，原材料勘查、实验亦刚刚完成，“筑坝石材将在岛上就地取材”；水电站主体工程的环评报告，目前正在完善之中。
小南海水电站是重庆市的一件大事。《重庆日报》的一则报道称，小南海水电站是重庆市“十一五”规划的重大能源项目和保障“十三五”能源供应的支撑电源。
小南海水电站的开发依据是1990年版《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其中提到：长江干流三峡之上、向家坝之下，应当修建小南海、朱杨溪、石硼等大型电站。
1991年12月，四川省水电厅批复同意对小南海水电站进行可行性研究工作；1997年7月，四川省计委将其批准列入当年度地方电力基本建设投资计划。该工程同年12月开工，因建设资金未落实，1998年停建。
1997年，重庆成为直辖市。2006年8月8日，重庆市政府与三峡集团签订《长江重庆段水电项目合作开发协议》，明确由三峡集团为项目业主。
2012年2月4日，小南海水电站方获得国家发改委同意开展前期工作的批文。然而，当地官方对该项目的推进却既积极又低调，本土媒体鲜有报道，原因在于一直以来它备受环保组织质疑，多次成为全国舆论焦点，在当地被视为敏感话题。
环保组织的质疑，源于小南海水电站正好建在了“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这些环保组织认为，电站坝址位于保护区的实验区，回水淹没保护区缓冲区45公里，导致多种珍稀、特有鱼类产卵场和栖息地大量丧失，对长江上游的水生生态系统将造成毁灭性影响。
早在2006年重启小南海项目时，重庆市政府就清楚地认识到，要上马这个项目，必须解决保护区的问题，可行的办法就是调整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自然保护区的范围。
调整保护区的范围须经过几个步骤：首先，要由重庆方面聘请有关专家出台调整的研究方案；其次，由农业部对方案进行论证。农业部通过方案后，再交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评审委员会表决。表决通过后，方案还需提交国务院最后定夺。
重庆市一开始就委托中科院水工程生态所、中科院水生所，悄然论证小南海水电项目的可行性；2008年8月完成《小南海水电站对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影响及其减免对策专题研究报告》。
2009年2月和5月，农业部两次组织专家对以上报告进行论证。专家组出具报告称：“长江小南海江段是保护区珍稀特有鱼类重要的栖息地和生态通道，近年来每年有约150亿尾(粒)鱼类的苗(卵)通过该水域。小南海水电站的修建将会改变该区域的鱼类栖息地，淹没部分鱼类产卵场，阻隔鱼类洄游通道，水轮机和溢洪道会造成鱼类特别是卵苗的损伤。”
专家组最后结论为：建议根据有关法规，对在“保护区内建坝”提出相关解决方案。重庆市政府给出解决方案：调整保护区范围，将小南海江段划出保护区。
失守的鱼类庇护所
随后，重庆市制订工作目标：2009年6-11月“推动农业部与重庆市形成共识，共同做好环保部和专家工作”，11月保护区调整报告上报国家自然保护区评审委员会评审。
按照计划表，2009年8月31日，农业部向环保部提出自然保护区的调整申请。
2010年11月，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评审委员会会议上，30名委员全票通过了重庆市关于保护区的调整申请，标志小南海水电站审批核准的最大障碍被扫除。
调整长江上游鱼类保护区的范围，这不是第一次。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自然保护区，前身是长江雷波—合川珍稀特有鱼类自然保护区。后者2000年由宜宾市珍稀鱼类保护区和泸州市珍稀鱼类保护区合并成立，并升级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该保护区的建立是为了补救因水电工程建设和经济建设等人为因素对自然生态系统造成的影响，及时拯救长江上游濒危鱼类。
然而，2005年，为了给向家坝和溪洛渡水电站让路，该保护区边界被迫作出调整。
调整后的保护区跨越四川、贵州、云南、重庆三省一市，自向家坝下横江口开始，下游延伸至重庆马桑溪，增加赤水河干流和部分支流、岷江下游和越溪河支流，以及南广河、长宁河、沱江和永宁河河口区河段。
这一次调整后，当时的国家环保总局也曾明确表态：“在规划修编与建设中应明确调整后的保护区内不得再进行水利水电开发活动”、“保护区已经退无可退”。
然而，2011年1月，环保部公示长江上游鱼类保护区的第二次调规，该保护区再次收缩—保护区下游终点必须往上收缩22.5公里，将小南海江段彻底划出保护区，小南海之上的73.3公里江段保护级别将由缓冲区降为实验区。2011年底，国务院以国办函(2011)156号文正式批准以上调整方案。
该调整方案使鱼类保护区长江干流江段的损失长度至少达95.8公里，占保护区长江干流段353.16公里长度的27%。这让外界质疑“保护区名存实亡”。
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发表报告称，小南海和其他梯级电站开发的累积效应将会严重改变河流生态系统的水域环境，阻断珍稀特有鱼类迁徙繁衍的生态通道，从而对栖息在该河段生物种类造成毁灭性影响。
著名鱼类学家、中科院院士曹文宣对鱼类保护区的失守感慨万千：随着上个世纪70年代长江第一坝、葛洲坝的开工，长江上游特有鱼类的生存空间就开始不断受到挤压，90年代开工的三峡工程又进一步恶化了鱼类的生存环境。
长江上游有鱼类230多种，其中仅栖息于长江上游，在世界其他地区从未发现的鱼类就有近100种。上世纪70年代以前，白鲟、达氏鲟、胭脂鱼等珍稀特有鱼类数量很多，甚至是四川江段的主要经济鱼类，在渔获物中占有较大比例。
而大规模的水坝建设，已使这些鱼类无法回溯到上游产卵，濒临灭绝：中华鲟产卵场分散在长江上游600公里长的攀枝花—宜宾—重庆江段，自从上世纪80年代葛洲坝合龙之后，中华鲟就开始在上游绝迹；白鲟2003年之后已无捕获记录；达氏鲟和胭脂鱼的种群极小。
环保人士“最后的抗争”
规划中的小南海水电站与长江上游的珍稀特有鱼类保护区，无疑是一对强烈的冲突，很快就构成生态保护与地方发展冲动的一次对峙事件。
实际上，国内环保组织从未停止对小南海水电站带来的生态影响的关注和拷问，掀起了一场关乎长江生态的“最后的抗争”。
2009年5月，即将调整“鱼类保护区”的消息震动了国内环保圈。北大保护生物学教授吕植等环保学者联合发出紧急公开信，呼吁禁止水电过度开发，保护长江珍稀鱼类。
这些专家认为，20年来，长江上游的珍稀特有鱼类的栖息地被迫从葛洲坝退到三峡，从三峡退到溪洛渡，从溪洛渡又退到小南海，小南海如果建坝，这无异于把珍稀特有鱼类逼向绝境。“在金沙江梯级水电开发快速推进的形势下，这一国家级保护区极有可能成为长江上游众多鱼类最后的庇护所，是平衡开发与保护的最后底线。”
2009年11月9日，国内6家环保组织—绿家园志愿者、自然之友、云南绿色流域、绿色汉江、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和重庆市绿色志愿者联合会，将一封申请函紧急递送环保部，要求旁听在当月召开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评审委员会的年度会议。这次会议可能涉及鱼类保护区区划调整的内容，但遭到拒绝。
环保组织的奔走呼吁，最终未能阻止鱼类保护区的“缩水”。2010年11月，该保护区的调整获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评审会议通过。国内10家环保组织又愤然集体反对。
2011年1月和2月，自然之友分别致信环保部、农业部，申请包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评审委员会对鱼类保护区调整的会议记录在内的多项信息公开。农业部却给出不予公开的理由：被要求的信息属于“过程性信息”。
2011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自然之友联合大自然保护协会、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等环保组织，印制了黑色主题的《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即将失去最后家园》折页，并通过媒体记者运进会场。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张抗抗等三名全国政协委员，分别受委托带着相关提案参会，呼吁慎重对待“鱼类保护区”范围调整。
同一时间，地质与环境学者范晓亦向国家领导人发出了“关于保护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及其生态环境的公开信”。
年过古稀的重庆绿联会长吴登明，关注保护区的鱼类命运已有五年之久。他多次踏访现场调研鱼类保护区。调研结果显示，保护区的水体环境不容乐观，野生鱼类资源日渐减少。他为此无数次奔波在重庆市发改委、环保局之间，疾呼形势的严峻。
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长江项目负责人郭乔羽，也是为这个鱼类保护区焦虑的人之一。过去几年，她大量的工作都是在研究如何模拟长江原有的生态流，为保护区的各类生物尽可能地还原若干梯级水电站修建之前的生态环境。
“小南海水电站的上马，意味着几年来我为长江生物做的最后努力将全功尽弃，连最后的栖息环境都没有了，还谈何保护？”郭乔羽说。
据1990年国务院批准的《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长江上游待批的梯级水电站除了小南海，还有更上游的石硼、朱杨溪。自然之友调研部主任张伯驹忧虑的是，鱼类保护区的调整获得国务院批准，将起到极大的“示坏”作用。
“朱杨溪、石硼水电项目一旦上马，葛洲坝、三峡、小南海、朱杨溪、石硼五座大坝将连成一体，直抵目前正在建设的向家坝、溪洛渡两座巨坝。到那时，鱼类保护区被整体蚕食，长江珍稀鱼类最后的家园终将尽失。”
“一切力量只能服从”
令环保人士们气馁的是，伴随着激烈的生态争议，小南海水电站的装机规模和年发电量却在规划上急剧膨胀。
最初，小南海水电站的规划装机容量均为100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仅为40亿千瓦时。
但2012年2月23日官方公布的信息显示，小南海水电站的装机容量为1680兆瓦(即168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达85.84亿千瓦时。
仅36天之后，《重庆日报》对外披露的数据再度膨胀。该报报道显示，电站计划投资约320亿元，库容13亿立方米，装机容量200万千瓦，多年平均发电量为102亿千瓦时。
据以上数据测算，小南海的单位千瓦装机投资将达到1.6万元，是金沙江下游3座梯级电站平均投资的3.6倍多，也远远超过三峡4950元的单位千瓦装机投资。
在长江委水资源保护局前局长翁立达看来，小南海电站是政府在GDP主导下作为一项功绩推动的，重庆直辖以来从没有一项300多亿投资的工程，“想把它搞大，拉动当地经济，坐收利税”。
重庆官方对调整保护区给环保人士郭乔羽给出的解释是，保护区已压住了该市主城区，极大限制了城市发展，调整是为了贯彻中央对重庆的战略部署，实现重庆城市的整体规划，并解决重庆对外来能源、水资源的依赖。
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公开表示，小南海水电站建成后，将发挥巨大综合效益：一是电力保障作用突出，不仅可以缓解重庆能源紧张状况，还有助于重庆转变能源发展方式；二是从根本上改变川江河段航道条件；三是有效减少重庆主城港区泥沙淤积，明显增强重庆主城和三峡水库防洪能力；四是改善提水条件，从根本上解决渝西地区工程性缺水问题。
然而，在反建派看来，这些理由均不能成立。他们认为，小南海水电站不仅生态破坏巨大，经济效益也十分有限。小南海电站设计年平均发电量102亿千瓦时，仅是与其相邻的金沙江下游向家坝、溪洛渡、白鹤滩、乌东德4个梯级电站的5.2%。重庆的电力资源缺口完全可以通过这些巨型水电站协调解决。
“2007年，薄熙来刚到任重庆，大唐公司就拿了一个亿，请我们长江委设计院做前期工作。”有一次，水利部前部长钱正英到重庆，薄熙来请他吃饭，翁立达在座，“薄说，我们建小南海，对减少三峡的泥沙会起到比较大的作用，钱正英回了一句：我不担心三峡的泥沙问题。”
重庆的官员曾要翁立达理解、支持。翁立达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我态度一直很明确，不能理解、不能支持，小南海电站建了，以后这问题算谁的？”
事实上，在环保组织、专家学者激烈的质疑声中，重庆市方面频密公关，试图扫清小南海水电站项目的层层障碍。
2009年，为保证通过环保部的评审关，重庆市发改委在文件中明确提出“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出面请环保部主要领导支持保护区调整意见”的要求。
鱼类专家曹文宣曾在有关长江上游鱼类保护区的会议纪要中发现，重庆官方把关注小南海水电站生态影响的专家当作需扫清的“障碍”。
曹文宣本人就是被扫清的“障碍”之一。据翁立达透露，“曹直接和我说过四次，小南海自然保护区如何重要，那里不能修大坝。”重庆市政府曾请长江委的领导去做曹的工作，曹反问：长江委搞健康长江到底是真搞还是假搞？
2010年11月，保护区调整通过评审后，重庆市发改委官员赴京与反对声音较大的环保组织面谈。2011年3月，重庆市发改委官员还专程到全国“两会”会场，找到全国政协委员盛连喜沟通，盛后来撤销了“慎建小南海水电站”的提案。
重庆官方对外界质疑表现淡定，这让环保人士感觉沮丧。结果并不理想。3月26日，重庆市将小南海水电站的开工列入2013年重点项目名单。该市发改委官员称：“一切筹建工作和开工报备手续，都在积极有序地推进和完善当中。”
“当城市发现它的拓展边际受到保护区限制时，‘系统’就会冒出强大的长官意识，一切力量只能服从。”一位环保人士颇显无奈：如果不符合这个“系统”的时间表和思路，即便是想帮有关方面做好同一件事，也不一定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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