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红教授在指导学生上体操课。
孙成通教授在指导大学生航模队。
一年来,51岁的临沂大学教授汲广运参与编写了三本学术著作,申请了两个省级课题,这在过去当校社科处处长时是不可想象的。一年前,他和其他七位
处长辞去“官职”当起了教授,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如今,他们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做起了学术研究并取得不少成果,“很忙,但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变化>>
“一年干了
过去三年的活”
“现在每天也很忙,不过和以前忙得不一样。”近日,汲广运正忙着开一个学科专题研究会议。
一年前,他还是临沂大学社科处处长,每天忙于行政事务,应酬多得连“坐在书房里”的时间都挤不出来。无法从事学术研究让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的他一直耿耿于怀。
2012年,临沂大学进行弱化“官本位”、强化“学本位”的人事制度改革,汲广运毅然辞去社科处处长职务,专心做起了教授,重新拾起自己感兴趣的区域文化研究。
一年来,他参与编写了三本学术著作,申请了两个省级课题,其中一个已经结项。此外,他带的一个博士和五个硕士组成的六人团队也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这些学术成绩的取得,在过去当处长期间是不可想象的。这一年干了过去三年的活。”汲广运说。
汲广运还记得一年前刚开始给200多个本科生上课时的情景,教室里座无虚席,前排的一个男生课后还专门找到他谈听课感受,这让三年多没给学生讲课的汲广运十分感动。
汲广运告诉记者,担任图书馆馆长和社科处处长前一直给学生上课,但后来行政事务繁杂,就远离了课堂。现在重新授课,没想到还能得心应手。
“最近在看《琅琊诸葛氏家族文化研究》的书稿,明天全天都有学术会议,基本闲不着。”下午5点了,汲广运仍没有离开办公室,“做课题、教课虽然也很忙,不过是和以前不一样的忙,累并快乐着。”
成效>>
做自己专业的东西
发展都很好
与汲广运一并“辞官”从教的还有其他七位处长,一年来,他们在教学岗位上找回了自己的学术价值。
辞去校纪委副书记一职、化学专业出身的刘兆明教授回到现代药物研究院,潜心带领团队从事现代中药学和药物化学方面的研究。在平邑县搞金银花种植和研究,在苍山县做黑参蒜的研究和应用推广……忙得“不亦乐乎”。
“每种植物的药性、每次实验所需溶剂的选择,他都是手把手地教,让我受益匪浅。”学生李志东说,刘兆明身上看不到一点儿官架子,每天都笑呵呵地面对学生。
现代药物研究院院长冯尚彩告诉记者,刘兆明发挥了他的专业优势,不仅教学生、带团队,帮助院里搭建研究平台,还在中医药研究推广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是镇院之宝,学院已经离不开他了。”
从体育学院党委书记职位上“辞官”的杨世传这样描述自己一年的感受:“很忙,不过也很单纯,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临沂大学教务处处长刘恩允和“辞官”从教的八位教授都有交往,她说,无论是原来的科技处处长金银来,还是原来的教务处处长许长谭,“都在自己的领域做专业的东西,发展都很好。”
影响>>
博士从机关
回流到学院
2012年底,临沂大学这八位处长辞官从教见诸报端后,曾引起社会热议,有人甚至说他们是图钱。在临沂大学长期工作的汲广运清楚,这是对他们的误解。“待遇提高是一个方面,但绝不是主要原因。选择做教授最重要的是契合了自己的特点和兴趣,我喜欢学生、喜欢教学。”
其他几位教授也都向记者表示,算下来,工资待遇并没有提高很多,“可能每月也就是几百元钱”。一年来,他们感受最大的是学校学术氛围的变化,学校不仅给教授配备了工作室、提供科研经费,“软环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教授争着当处长”的情况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高层次、专业人才开始从机关处室向基层科研单位回流。
王梁是南京农业大学生态专业博士,2012年到临沂大学工作,一开始在教学辅助单位——学校实验管理中心工作,与专业方向完全没有关系。
“每次要出去搞调查或者科研,都得请假。”2013年暑假,临沂大学压缩行政编制,规定在行政机关工作的具有博士学位的人员要回归教学科研一线、回归本专业,王梁和其他13位博士回到了资源环境学院从事科研工作。如今,王梁和他的团队已经主持开展了多项农业规划课题,感觉“找回了自我”。
“部门原来有三个博士,现在都调走了,人手太紧张了。”因为学校导向政策的变化,原来在机关处室的博士纷纷回流教学科研一线,临沂大学一位机关处室负责人笑着向记者“抱怨”。
三年来,类似的改革做法在临沂大学没有停止过:学术委员会主任不再由校长或院长担任,改由最受老师们认可的学术领军人物担当；人事处处长、学院党委书记亲自开车去外地接新引进的教授和青年教师……
处长“辞官”做教授的意义,其实不在于某个教授取得多少研究成果,而在于整个学校学术风气和氛围的改变。正如学校党委书记丁凤云所言:“一个处长‘辞官’带起一个学科,可能比当处长意义更大。”
校方>>
去行政化,
不是一所高校能解决的
2010年,临沂师范学院更名为临沂大学。丁凤云表示,三年来,临沂大学以更名为契机,实行“导向基层、导向科研；导向教学、导向高层次人才”等一系列内涵提升的举措,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比如2012年到2013年,临沂大学自然出版指数列全国高校第8位。
八位处长“辞官”事件被很多人认为是大学“去行政化”的尝试。不过,临沂大学的回应相对谨慎。
在临沂大学一位相关负责人看来,临沂大学所做的改革主要是弱化“官本位”、强化“学本位”,如果赋予过多的“去行政化”的意义,可能并不合适。毕竟,“去行政化”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不是某所高校自身能够解决的问题。
采访中,临沂大学一线教师向记者提到,在高校,教师和管理岗位缺一不可,对任何一方的削弱或贬低都是不正确的,有人适合管理岗位,有人适合教学和科研岗位,每个人的特点都不一样,不应“顾此失彼”。
临沂大学副校长张立富介绍说,八位处长“辞官”做教授一年后,学校里的“官本位”意识淡了,行政管理工作却丝毫不敢放松。
2013年9月,郭树清在一份有关临沂大学八位处长“辞官”从教、回归“学本位”的材料中批示:“临沂大学的改革探索代表了现代大学制度的方向……(要)进一步总结经验、正视问题,完善制度,努力推动全省教育改革迈出实质性步伐。”（原标题：辞官从教这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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