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侠
对于科技共同体受众而言，在科技管理发生显性作用的要素中，经费分配模式以及约束条件的设立无疑最具敏感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经费分配与管理模式的有序化是科技目标得以实现的最有效物质手段。尽管近年来中国科技经费的分配与使用出现了一些违规现象，但对于经费问题的讨论更应关注一般性问题。只有基于此，才能找出隐藏其后的具有普遍性的治理措施。
在这里，笔者主要就经费分配与管理问题探讨如下两个问题，希望能够尽量全面地阐释清楚经费分配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拟议的经费分配改革方案。
经费总量矛盾与分配的结构性失衡
纵观中国经费分配中出现的诸多乱象与冲突，究其根源仍然是国家经费投入总量不足造成的。据科技部最新数据显示，我国2012年的R&D投入仅达到GDP的1.98%，同期世界发达国家的比例多为2.5%~3%，而我国的全时科研人员的总量已经居世界第一，这就造成了由于经费不足而带来的过度竞争现象。
客观地说，中国科技界的投入—产出效率是中国所有行业中效率最高的，仅就科技论文一项而言，连续几年我国科技论文的产出总量都是世界第一。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科技界是目前各行业中资源使用效率最高的领域。根据简单的经济学原则不难判断，中国科技界仍处于边际产出递增的阶段，这个时期继续加大投入将获得更大的回报，这已为世界经验所证实。因此，政府应该继续加大对科技投入。科技投入增加会带来众多显在与潜在的收益，这是向其他任何行业投资所不具有的典型溢出效应。
但现在的问题是，在科技投入总量有限的情况下，分配结构严重不合理，这主要体现在资源的过度集中与分散的矛盾。这加剧了总量不足的矛盾，并造成资源的低效率以及共同体不满情绪的增加，从而消解了原本具有敏感性的经费要素对于共同体成员的有效激励效应。
基于此，笔者认为，为了缓解当下资源总量不足与分配结构不平衡的矛盾，可以采取三种措施。其一，重大项目大幅瘦身，中小项目适度扩容，从而在短期内快速提升中国整体科技实力；其二，根据人才水平的能力分区原则，资源投放规模也相应设置成大、中、小项目，任何人只准选择一个级别的申报；其三，在总量资源配置中，应该把科研项目申报与科研保障经费供给并列，科研人员可以任选一种支持模式，以此缓解每年快速增加的申报与评审压力。喜欢冒险的科研人员可以选择申报项目，不喜欢冒险和浪费时间写标书的科研人员可以申请保证性经费支持，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自由选择。
这里的一个难题在于，如何划定保障性科研经费支持的人数。笔者建议模仿体育界排名的模式。国家有关部门应该委托中立的评估机构，定期评选出每个学科排名前1000名学者的名单，以此作为潜在保障性经费资助的种子选手名单，入选者既可以选择申请保障性科研经费支持，也可以与其他人一起选择参与各个级别的项目申报，但二者只能择其一。
经费的分配不仅仅为了取得短期的成果，更重要的是为未来培育人才，以及为整个社会积累知识资本库存，因此，经费分配中的分区原则是化解当下诸多矛盾的一种有效办法。毕竟水涨船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笔者曾戏言，当下的中国多一两个诺贝尔奖，对于中国整体科技实力的提升意义不大，仅具有象征意义，远不如整体实力提升带来的收益高，到那时收获更多诺奖也只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经费分配的异化：符号与规训
当下中国科技界有一个有趣的现象：科学评比商业化，谁的经费多，谁的水平就高。事实上，经费原本是对研究活动的一种支持，其本意是国家对未来成果的预先赎买（或预订），而实际却演变为权力与符号资本的共谋：权力利用经费实行对共同体的规训；共同体则希望通过申报项目积攒符号资本，为未来换取更多的经费。
由此，科学研究的志趣就发生了逆转：从自由探究到向权力投其所好偏转。这个空间内滋生着潜在的权力与符号之间的交易，并形成了一种奇怪的评价标准：经费在权力的导引下，按照规模的大小支撑一系列符号拥有者的升腾与坠落的命运。经费作为规训手段，通过逐渐完善申报边界的设置，彻底形成对共同体的多层次规训，科学成为权力展示力量的舞台，通过经费分配实现对于未来成果的预订机制，科学就完全被限制在可控区域：一个可控和可预期的科学符合管理者对于不确定性的防御，但这绝不是一个好科学。
这就解释了为何我们的原始创新比较少，因为创造力和重大突破性成果原本就是不确定的成果，现在一切研究已经被事先设定好了，这期间所丢失的东西正是科学研究的灵魂所在，科学研究再次成为计划模式的牺牲品。
在权力与符号的共谋中，共同体为了成功获得经费，以及随之累积的符号资本，也只好按照权力划定的路径前进，在这条路上科学本身已变得不重要了，它已经从研究的目的沦落为获得符号资本的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研究不是主仆之间的游戏，而是平等地探究。笔者之前曾反对过大项目，其内在缘由也在于此，越是大项目，规训手段越彻底，也越远离科学本意。那么如何解决这个越来越难以治理的顽疾呢？这才是本文关注焦点所在。
经费作为科研的血液，它必须提供三种基本功能：首先，满足研究工作的最基本需要；其次，与共同体成员获得承认有关的精神愉悦需要（符号资本形式）；第三，为追求真理提供自我实现的需要。目前，中国科研经费配置的现状大多维持在第一个层次，很少有第三个层次的出现。经费提供的显性激励机制大多是来自于前两个层次，而第三个层次的实现，则需要从业者发自内心的自觉与对使命召唤的主动应答。
回到现实操作层面，根据美国经济学家阿兰·斯密德的状态—结构—绩效三元模型提供的解释空间，为使经费管理回到有序高效状态，改变经费的分配结构是当下的首要任务，上面提到的分区设想就是为了解决结构问题，由此管理目标所追求的状态与绩效变量自然会得到根本性改善。
当然。这个三元结构模型在实践中也需要注意一些问题：结构变革必须遵守公平原则；状态的改善则要充分考虑到不同主体间的协调性；而绩效则是对微观个体的效率要求。满足这三个原则，经费分配就是一个严格按流程操作，逐渐释放激励功能的过程。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中国科学报》 (2013-11-14 第7版 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