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温才妃
岁末年初，北京、上海、广东“踩哨”出台了异地高考政策，成为最牵动中国教育界、民众神经的事件。至此，全国共有27个省市公布了异地高考方案。然而，不同省市门槛高低落差很大。有的仅要求三年完整学籍，有的却连向随迁子女开放本科录取都不允许。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表示，异地高考需要继续深入改革，不仅要推进现有的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还要打破计划招生体制。
谁交了满意的答卷？
“不及格、零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给沪、京异地高考方案的评分一针见血。
上海要求持有本地居住证A证的随迁子女，在沪参加中考并有完整的高中学习经历者才可以参加高考。北京外地户籍学生从2013年开始可以参加中职考试录取，2014年起才能参加高职考试录取。
网友调侃道，前者意味着“拼爹”，后者简称“异地高职考”，根本与本科录取无关。
广东推行的三步走方案同样遭受诟病。根据要求，自2013年起，通过积分入户的异地务工人员、高技能人才，其随迁子女参加广东的高考。其他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从2014年开始可报考高等职业学院，2016年可报名参加高考。
据《羊城晚报》统计，现在只有4%的外来人口满足条件，但是这个人群子女普遍年幼，需求尚不强烈。
与北上广这样靠“拼爹”、程序繁复的省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江西、安徽等省份为代表的异地高考方案，堪称“大方”。以江西为例，学生只要在江西省高中阶段具有1年以上学习经历并取得学籍，即可参加异地高考。此外，采取“大众化”方案的江苏、山西等省份，也只在居住和上学条件上有所要求。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表示，异地高考很难开出灵丹妙药，只能根据当地实情适度放开，有宽有严是正常的情况。“必须遵循‘因地制宜，渐进推进’的政策，不可能一步到位。”
在储朝晖看来，异地高考“破冰”冲破了计划管理体制下完全不接纳非户籍人员的禁区，27个省市将非户籍人员的子女教育列入考虑范围，“尽管是有限的准入，但这肯定是一种进步”。
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
然而，异地高考也绝不是一个靠增加指标、降低准入就能解决的问题。
“异地高考最大的障碍是如何保证本地考生、家长的利益不受到过度冲击，放开后还要考虑城市的人口承载问题。”刘海峰说。
去年年底，20余名家长代表到北京市教委抗议放开异地高考，声称“外籍孩子带坏本地小孩，占用过多的本地教育资源”。15岁的“非沪籍”生占海特微博约辩沪籍人士，遭遇“蝗虫滚出上海！”的抵制。
北京市目前有常住人口2000万，已超出国务院2003年批复的总体规划中所提出的“到2020年控制在1800万人”的调控目标。相对于广东一个省、上海沿江沿海，北京水资源、环境负荷最为沉重。
刘海峰表示，从现实、历史的角度来看，不加限制地放开将进一步加剧高考“移民”，特别是北上广、西部边疆省份。事实上，中国历史上自分区域录取之后，科举考试“移民”（古时称“冒籍”）就从未间断过。然而，眼下如此大规模的人口流动，造成的子女升学难的局面却是亘古未有的。
与此同时，现行的高考报名普遍上还是要求考生在户籍所在地报考。“户籍管理体制如能加以改进，的确可以解决很大的问题。但无论户籍怎样放开，只要中国还有户籍制，特大城市的准入一定会严于其他城市，必然会对异地高考构成问题。” 刘海峰说。
全国统考未必是好办法
可问题是，如果可以在户籍制上划开一个口子，又拿什么政策去阻挡“高考移民”、保证教育公平？
张千帆、熊文钊都曾建议过，回归到全国统一的考试制度，即统一试卷、统一考试、按分数高低统一录取。这样的做法，实际上是绕开了户籍与高考的挂钩。
然而，在刘海峰看来，全国统考、统招是一个美好的设想、善良的愿望，但是实际操作起来不太容易。
他表示，全国统考可以很好地解决“借考”问题，即随迁子女在居住地参加高考后，返回原籍录取，但这只能解决考试问题，不能解决录取问题。
“不按分省定额录取，完全按全国分数高低录取是无法实现的。即便实现了，出现的问题一定高于眼前。”刘海峰说，这是从北宋中叶起就开始争论的“千古难题”。
据他介绍，唐朝时，由于南方未充分开发，当时的进士90%以上是北方人；到了北宋中叶，这个情况发生了重大逆转，90%的进士已是南方人。北方出身的司马光提出按各地人口比例录取，南方出身的欧阳修坚决反对，最后不了了之。按成绩录取与分区定额录取的争论延续到明代，逐渐定下分北中南三区定额录取，清朝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变为分省定额录取。
刘海峰指出，现在的高校录取是一个分省定额的演变过程，如果全国统考、统招将会出现两大难题：全国有900多万考生，集中到一处评卷实难操作，由各省评卷必然会出现宽严不一，导致分数难以等值；即使做到分数等值，大部分高分考生仍将集中在东南省份，这种情况不只出现在科举时代，还出现在北大等著名大学的早期录取上。
储朝晖补充，现行的高考主要是知识考试，不是能力测试，统一的标准、统一的要求对人的成长也是一种伤害，他不希望如此。
要建立专业的评价机制
“现有的异地高考方案只是一个政策、措施层面的变化，而不是一个体制上的变化。”储朝晖说。表面上看，放开异地高考是本地人与外地人争夺教育资源的“蛋糕”，但却有着更深层次的体制矛盾。“如果仅靠计划体制范围内，哪一个地方指标多就调低一些，哪个地方指标少就增加一些，是永远不可能在中央政府与各省市、各省市间达成调节指标的协议。”
在他看来，要继续深入改革，最根本的方法就是改变现有的计划招生体制，建立专业、公开、透明、学校自主的管理体制。在这个管理体制里面，大学能与高考考生建立在相互了解的基础上，通过专业的评价来招生，而不是完全由政府操控的计划招生。
事实上，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精神，高考改革的方向正是要政府宏观管理，专业机构组织实施，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
“高考竞争最激烈的不在招生人数相对较多的高职、二本、三本院校。实现高校完全自主招生，首先应该从一本院校开始。”储朝晖建议，未来诸多一本院校招生可以高考分数为参照，交由高校自主决定，这个招生方式类似研究生录取。
“其中，最关键的是要建立专业的招生团队，而不是行政化的招生团队。”储朝晖认为，专业化团队与行政化团队的最大区别在于，专业团队能把考生的各类因素都考虑进去，不是仅仅只看分数录取。而当社会上需求已经强烈到难以阻挡的地步，相关权力部门放权也是大势所趋。
《中国科学报》 (2013-01-10 第5版 大学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