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地高考，多年来被视作中国高考改革的“硬骨头”。目前，14个省级行政区赶在中国教育部要求的期限——2012年年末出台了异地高考相关政策。其中，备受关注的北京、上海、广东异地高考方案在最后期限前终于出台。但与其它省份相比，这三个中国经济最发达、流动人口最多、教育资源最为集中地区的异地高考“门槛”明显更高。中国的教育专家对这样的方案显然并不满意，认为仍很难解决异地高考的难题，未来应切实推进全国的高考制度改革。
由于历史原因和经济发展差距等因素，北京、上海、广东等目前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集中着中国最优质的教育资源和数量最多的高等院校。但由于城市容量、就业压力、户籍制度等复杂原因，目前，这些地区并没能在全国范围内以同样的标准招收学生，而是采取了有利于本地区户籍考生的做法。但随着教育公平相关配套政策的推进，这一做法越来越显得不可为继。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柳华文认为，中国民众对“异地高考”方案的呼吁，背后承载的是对教育公平的期盼。
“受教育权确实是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对于任何一项权利来说，平等是它的一个基本特征。大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么在受教育权上也应该平等。那么不论是城市的农村的、这个省还是那个省，都应该平等地有获得高等教育的权利。”
然而在高教资源不均、户籍制度牵绊、生源利益难调的多重背景下，“异地高考”这项关乎数千万考生的政策，注定难以一步到位。
在已经公布方案的14个省份中，黑龙江、安徽、重庆、河北、湖南、吉林、辽宁、浙江8省市将在2013年正式实施异地高考方案，而上海、山东、福建、江西四省市将在2014年开始实施。北京、广东方案则采用过渡和渐近的方式。
其中，北京、上海、广东等经济发达、人口流入量大、教育资源丰富的省市，多通过设定“门槛”的方式对考生学籍、在该省就读时间或父母工作要求、社保证明等条件有所限制，“拼爹”意味明显。比如，按照北京“过渡方案”的规定，符合条件的外地户籍学生可以逐步参加中职高职考试，大学本科部分则尚未放开；而广东和上海的政策，都是针对积分入户或者取得工作居住证的外来人员的子女。再比如，一些省市要求考生家长提供数年的社保缴纳证明以及居住证，这显然与当前很多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实际享有的工作待遇不符。
若仔细研读这些方案便不难发现，中国人对“异地高考”的期待更多是希望“进城务工人员取得与城市居民同等待遇”，但现在看，最终受益者可能并不是流动性最强的农民工。农民工子女的“大学梦”仍然遥不可及。
对此，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目前，北上广等地要平衡异地高考和高考移民的矛盾，确实不适合简单采取放开报考条件的方式。因为报考条件上放开一个小口子，只能解决小部分的需求。但当前的政策离进城务工随迁子女的需求仍有较大差距。
“像北京目前的过渡方案，提出的门槛相当高，甚至连高考都没有开放。上海开放的方案和以前一脉相承的，以前上海就允许持《居住证》A证的务工人员子女可以参加高考。广东相对来说有所进步，尤其如果在2016能够开放的话，相对现在会有所开放。总体来看，北上广的门槛是相当之高的，与公众的期待还有很大的距离。”
熊丙奇认为，中国选择推进异地高考的思路，是在现行高考制度框架范围内，由各省市制定方案，适当放开高考报名的条件限制。这一思路，在安徽、山东等流入人口不多的地区，是行得通的；但是，在人口流入多的北京、上海、广东等地区，就很难行得通。这也是北上广三地异地高考政策方案拖到最后出台的原因。
“北京、上海、广州是矛盾最尖锐的地方，因为他们流入人口很多，而且他们的高考指标也比较丰富。这个是解决异地高考的难点。现在解决异地高考是在现有高考框架之下，同时由国家层面交给地方来操作，这就注定北京方案会出现门槛很高的这个结果。他们就会根据流动人口的多少、高考指标的平衡、本地教育资源的承载能力来设置很高的门槛。这种思路是有问题的。在这种思路下，北京上海的门槛会相当之高。当然很多人会期待出现合理的门槛，但实际上这是不现实的。”
熊丙奇提出，解决异地高考问题关键在于要通过推进高考制度改革。
“按照 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的精神，高考改革的方向就是政府宏观管理，专业机构组织实施，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只要推进高校改革，其实就不需要各地出台异地高考改革方案了。因为按照这样的高考改革，我国的全部重点大学可以实行自主招生，高职高专可以实行注册入学、登记入学，而如果这两个层面的问题解决了，那么我们异地高考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这位研究者建议，异地高考推行不能交给地方：一方面，应由国家制订开放的基本门槛，协调各地的招生录取指标，为地方开放异地高考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应推进高考制度改革，打破原有的分省按计划集中录取制度，推行基于统一测试的高校完全自主招生，由此绕过高考报名的户籍限制问题，彻底解决异地高考。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柳华文也认为，异地高考不仅是在什么地方考试的简单问题，而与考试制度、录取方式密切相关，未来仍需下更大力气来做相关的政策配套工作，实现已做出的政策承诺。这一过程，不仅需要政府强大的政治决心和高度的政治智慧，更需要社会各界的理解与支持。
“仅有政策还不够，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一方面政府要以极大的政策意愿来做，同时需要社会的配合。特别是对于考生家长，不论是当地的还是外地的，他们之间应该达成一种理解，对于法律和政策要有民意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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