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小立
当下中国大学呈现出一种矛盾的状态，一方面是各种数据和进展着实惊人，另一方面，现代大学制度却迟迟得不到落实。现代大学制度与现代企业制度一样，不见得会保障数据的持续高速地增长，但一定可以将数据转化成福祉，嘉惠于每一位大学师生，并且在保障其尊严和权利的同时，切实地增强幸福感。
现代大学制度虽然是“舶来品”，但从上世纪初进入中国以后，就已经与中国思想文化的实践相结合了。像蔡元培、蒋梦麟时期的北大和梅贻琦时期的清华，都是移植和消化外来体制的典范，他们共同开创了中国现代大学的传统和中国式的现代大学制度，其基本的管理方式就是实行协商制度。
协商既是一种管理方式，也是一种管理态度。现代大学体制，自产生以来，就是讲求共同治理的，而体现共同治理最好的方式即民主协商。对大学的领导者而言，相信自己可以主导一切，或者担心自己不能处于主导地位，都会影响协商的正常开展，此时，协商就是一种管理态度，这种态度考验的不是领导者的行政能力，而是他们的人生境界。
就协商本身看，作为一种比较容易实行的渐进改革，它并不需要从根本上变革现有大学制度，也不需要多少先决条件。具体地说，在有关学校、学院的重大或次重大问题以及在相关机制、政策、规章的制定上，大家坐在一起讨论和协商，得到一个共识或解决办法，并不是多么困难的事，实际上，它主要取决于领导者的一种“态度”，即他愿意或不愿意这样去做。
笔者以前曾讨论过大学管理中协商民主的优先性和合理性。在笔者看来，协商民主不仅能够体现大学的精神，而且能够增强师生对学校的责任心和认同感。就可行性上言，大学师生是社会中相对最有知识的群体，也最有条件实行协商制度。当然，“知书”也不必然“达理”，但如果“知书”者都不能向“达理”的方向靠拢，那么，又如何要求社会上不“知书”或少“知书”者去努力“达理”呢？这是一方面。从另一方面看，协商意识并非理论灌输就能建立起来的。“知书”者和大学管理者只有通过共同协商的实践，在具体参与协商操作的过程中，才可能培养和建立起自身的协商意识，进而明白协商的规则，抑或受益于协商。而作为“知书”者之一的大学教师，一旦具有了协商意识，即可通过教学的行为（“身教”）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个中的意义就不仅限于知识传授，而是名实相符的教书兼及育人了。
其实，当下中国大学不是没有协商机制，但之所以给人以协商机制缺失的印象，是因为现有协商机制要么停留在文字上，要么就是由于机制不健全而没有起到它应有的作用。机制不健全和不完善，主要是过于笼统，缺乏真正的“制度化”的考虑和落实机制的具体规范，不仅使“不协商”的行政陋习得以延续，也助长了形式化协商的出现。
所谓形式化协商的表现形式有三：选择性协商、限制性协商和保密化的协商。选择性协商是指专门选择利益一致的人员进行协商，其结果是所协商的政策偏向一方，使既得利益者的利益面无限扩充；限制性协商包括级别性地限制、机构性的限制。以机构性限制为例，本来一个政策涉及到几个院系或部门，理应是几个院系或部门共同协商，但实际却是在几个部门中再选择。而保密性的选择更是显示出随意性。比如政策本身就不够公正，故担心让更多的人知道，所以就遮掩过关。由此看来，它们的共同特征是缺乏代表性和广泛性。
当然，对于大学内的协商过分理想化的预期也是危险的。因为从理论上说，协商只是现代大学体制的一种初步的形式，它本身既受到旧机制的制约，自身也需要有良好的机制作保证，它的适用范围也有一定的限制，因此，它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的问题，而只能一个一个地解决。从实际操作看，因为各人专业背景不同，看问题的方式上有差异，协商中难免有观点的交锋、言辞的对立。而由于大多数人过去很少有机会经历真正平等的民主协商，初涉协商场合，不习惯氛围、不明白规则、不知如何恰当地表达意见，都有可能影响协商的气氛，甚至吹胡子瞪眼睛也在所难免。因此，以务实的态度，将这些不甚“和谐”的情况视作协商机制运行初期的正常现象，包容其言行，不仅是完善和发展大学协商制度的必要步骤，也是建立现代大学体制的开始。
《中国科学报》 (2013-01-03 第5版 大学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