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8日，被誉为中国高校第一部“基本法”的《南方科技大学管理暂行办法》(下简称《办法》)正式公布。当天，深圳市政府通过最新一期《政府公报》披露了全文。《办法》将于今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此前，朱清时校长多次提到的“探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教授治学、学术自治”的原则被写入《办法》总则。
客观上说，这一《办法》的颁布，对于规范南科大办学，相对于此前没有《办法》，迈出了重要一步，而且，校长朱清时也“务实”地认为，“政府已经难能可贵地放了很多权了”。但是，与一些舆论高度赞扬这一《办法》不同，分析整个《办法》以及深圳的有关做法，笔者的感受是，本来十分清晰的现代大学制度概念在《办法》中却变得不清晰。这一《办法》究竟能在南科大办学中发挥怎样的作用，笔者并不乐观。
首先，文本中的诸多现代大学制度概念模糊不清，似是而非。比如大学理事会治理，已经提及，但是理事会成员的产生，从表述看，却和国外公立大学的理事会很不相同，《办法》规定，“理事会由政府代表、南科大校长及管理团队、教职工等代表和社会知名人士等组成。理事会理事长由深圳市市长或市长委任的人员担任，理事由市政府聘任。副校长由理事会根据校长提名聘任。”而众所周知，理事会是大学的重要决策机构，其中的教师代表、学生代表、校友代表、社会贤达，应该由选举产生，才能代表师生、校友、社会力量参与学校治理，否则，如果全部由政府聘任，就仍然是对政府部门负责。
其次，已经确立的现代大学制度概念能否落地，充满变数。有现代大学制度的概念，却没有其实质，这在南科大的筹建中，已经不是第一遭。此前，深圳宣传南科大遴选校长，用的是国际通行的校长遴选委员会方法，但最近香港科技大学原校长吴家玮先生却透露，“我发现内地的一些做法跟香港以及国际的做法不大一样。比如我是南科大校长遴选委员会的成员，但是委员会只开过一次会，放在国际上，那是要开无数次的会的。”这提醒大家，政府部门很有可能还是按照传统的做法对待新的现代制度概念，就像此前很多大学有学术委员会，可学术委员会却挂靠在人事处、科研处，没有独立运行空间一样。
再次，《办法》执行没有问责机制，政府部门不受约束、创造性地执行《办法》，学校可能毫无办法。比如，该《办法》明确指出，南科大的副校长由校长提名，学校理事会任命，毫无疑问，按照《办法》，深圳组织部门正在进行的南科大局级副校长公选，与这一《办法》背离。既然副校长由校长提名，理事会任命，这关组织部门何事？可是，深圳市委组织部却解释，选出来的两位拟任人选到南科大履行“任职”程序时，将由校长提名、理事会任命。
依据组织部门的解释，《办法》规定的校长提名权，变为根据组织部门选拔的结果，进行提名。确切地说，就是走一下形式。这不是公然把校长的提名权架空吗？按照这种“组织选拔-校长提名”模式，校长还有何用人自主权？而更不可思议的是，朱清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组织部已经和我们沟通了，现在正往同一个方向上走。那就是，7月1日，管理办法实施后，由校长提名副校长，理事会聘任。他们之前的遴选程序，可以作为帮助我们提名的前期工作。”看来，他也接受了自己的提名权被架空的现实。
对应深圳提出的以全新理念把南科大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这一《办法》的差距是十分明显的。朱清时校长身处其中，当然能感觉到这一《办法》的来之不易，因此，虽然其很不完美，但也接受。但是，需要提醒深圳和南科大的是，一所大学，如果其创始之处的制度，明知有严重缺陷，却带病而行，寄望今后修补，这会给整个学校的发展带来严重的隐患。
笔者一直期望，深圳能尽快制订南科大章程，通过深圳人大的审议，将章程变为南科大的办学宪章，要求政府、相关社会机构都得执行，这样，南科大的办学制度才能真正得以确立，而不是像现在，受制于政府部门，摇摆不定。
熊丙奇（上海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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