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甘晓
古代人以什么为食？主要耕种什么农作物？通常，考古人员通过研究考古实物资料和文献来解决这些问题。如今，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得到广泛应用，科技考古学者试图发现人类和动物骨骼中隐藏的证据，描绘古代人的生活。
最近，中国科学院大学（以下简称“国科大”）人文学院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教授胡耀武的一项成果显示，战国时期的先民比两汉时期的食用更多肉类，而两汉时期，水稻、小麦等农作物的种植得到了稳定发展。
多余骨骸的新用处
这一研究成果来自著名的“申明铺遗址”。2007年起，当时的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科技考古系开始在河南淅川县申明铺村开展文物发掘工作。该考古队领队、国科大人文学院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教授宋国定向《中国科学报》记者介绍：“这里发现了从新石器时代到清代的200多座墓葬，其中战国和两汉时期的最多。”
按照惯例，包括陶器、玉石器、料器等随葬品在内的所有出土文物都由当地文物局保管。而由于人和动物的骨骸认识程度不同，只留下了一两具作为标本留存，剩下的就地掩埋。
“初看起来，骨骼除了初步辨认性别和形态外，似乎是多余的。”但胡耀武介绍，骨骼和牙齿，甚至牙齿磨痕等遗留物都蕴藏着古人生前信息的宝贵资料。申明铺遗址挖掘时，考古队便从现场带回了战国和两汉先民及某些动物的遗骨片段。
此前的历史研究表明，战国至两汉时期是中国古代农业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期，我国传统的农业经济基本形成。两汉后，水稻和小麦成为我国主要耕作的农作物。农业经济结构究竟如何影响先民的生活方式？2009年，胡耀武开始与学生侯亮亮、王宁一起，从实验数据中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
新方法留下新证据
当食物被消化吸收转变为人体或动物组织时，不同种类的食物会使骨骼中碳、氮稳定同位素有较大差异。因此，只需对骨骼中有机成分骨胶原进行这两种同位素分析，即使考古资料和文献中都没有记载，也能推断古代人食物的主要来源。
在申明铺人和动物骨骼研究中，侯亮亮和王宁对32例人、9例动物的骨胶原进行了碳、氮同位素分析。“碳的同位素分析能区分古代人食用粟、玉米，还是水稻、小麦。”侯亮亮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再与动物体内氮同位素相比较，就可知古代人的肉食来源及动植物食物来源的相对比例。”
他们发现，战国人遵循水稻与粟混种的农业格局，而在两汉时期，小麦和水稻的种植更为流行；在食用动物肉类方面，战国人更爱吃肉，但与社会地位有很大关联。这一成果在今年7月的《中国科学》杂志上发表。
根据考古资料和文献，战国时农业受到战乱影响，人们猎食动物、种植适应能力强的植物。而两汉政府推行“休养生息”和“重农抑商”，实行“编民齐户”和严格的户籍制度，将农民和土地紧密捆绑在一起，高产但需精耕细作的小麦、水稻等便被普遍种植和食用。
对此，胡耀武认为，稳定同位素分析为探索农业经济格局对先民生活方式的影响提供了新的科学证据。
生物考古学的新天地
事实上，这个看似简单的实验折射出生物考古学的新天地。
胡耀武说：“生物考古学是个交叉学科，引入自然科学的方法让我们挖掘出大量‘潜信息’，与传统考古相互印证，为历史研究提供新证据。”
古代人食谱则是该领域的重要研究方向。“食物结构、遗传关系、疾病等细节都可以从骨骼、牙齿中了解。”胡耀武指出。
2009年，来自中、德、美三国的科学家对北京周口店2003年发现的“田园洞人”骨骼化石进行了分析，发现4万年前的亚洲晚期智人已经开始大量摄取淡水鱼。
家畜驯化也是生物考古学研究者关心的问题。近年来，中国家猪起源研究取得进展。2008年，研究者从河南贾湖遗址的骨骼中发现，公元前6500年左右，家猪在当地开始驯养，且各种群存在明显差异。这一结论为家猪多中心起源提供了证据。
同时，依赖骨骼和牙齿进行研究的生物考古学前提在于骨骼的保存情况。王宁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我国南方地区的墓葬中，由于土壤呈酸性，骨骼中往往难以提取足够的胶原蛋白，给后续的分析带来了困难。
目前，王宁正致力于新的生化技术，期望在腐蚀严重的骨骼中提取有效信息。“将来也许能获取更多信息，以深入展现更完整的古代人类生活缩影。”他说。
《中国科学报》 (2012-08-13 A1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