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钊猷在做科普讲座。
■本报记者 陆琦
“陈嘉庚奖是对我们过去工作的一种肯定和鞭策。”2012年度陈嘉庚生命科学奖得主、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汤钊猷获奖后回到上海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奖金分发给自己的团队以表谢意，并安排了部分基金奖励年轻学者。
当得知自己获奖时，汤钊猷有点意外，“没想过临床医生会得这个奖”，但他表示自己深受鼓舞，“毕竟是对我们几十年工作的肯定”。
汤钊猷的获奖项目抓住了提高肝癌疗效最重要的两个关键：早诊早治可短期使病人获益，已大幅度提高疗效；转移研究可远期使病人受益，已初见效果。
让肝癌变为“部分可治”
1968年，为响应周恩来总理“癌症不是地方病，而是常见病，我国医学一定要战胜它”的号召，汤钊猷放弃了已初有成效的血管外科，改行从事肝癌研究。
当时，100位肝癌病人能够活过5年的不超过3人，平均生存时间不超过3个月。“肝癌病房病人可用6个字来概括‘走进来，抬出去’。”
汤钊猷说，当年肝癌最好的疗法是手术切除，但因为发现太晚，只有不到一成的病人有手术机会，而且手术风险极大，一个月内就有两三成病人因手术死亡，手术成功能生存5年的也只有一成左右，所以被称为“不治之症”。
“查遍文献未找到出路。”于是，汤钊猷走出医院，到肝癌高发地区——江苏启东县进行现场调研，“找到了一些线索”。
后经反复实践，他终于找到通过验血中“甲胎蛋白”的动态分析作出早期诊断。甲胎蛋白可以在肝癌症状出现前半年到一年时诊断出小至花生米大小的肝癌，这时如果加以切除，近六成病人可活过5年。
国外在1964年发现肝癌病人可测得甲胎蛋白，但始终没有发现它有早期诊断价值。上世纪70年代既没有B超，也没有CT，只凭验血就诊断出肝癌，国外没有先例，美国也是在我国实践8年之后才得出该结果。
而采取局部切除代替传统的肝叶切除，手术死亡率降低10倍，当年国外也没有。此项创新解决了既要切除肝癌又要保住病人生命的难题。
通过长期研究，汤钊猷还发现肝癌有一个约2年的无症状期，称为“亚临床期”，在这个阶段进行治疗，不仅疗效倍增，并可能治愈。
他们利用国外甲胎蛋白新技术，加上三项临床创新，通过手术、随访反复验证，为肝癌提供了简便易行、大幅提高疗效的办法，使肝癌由“不治”变为“部分可治”。
“由于早诊早治的突破，我们医院的住院肝癌病人的5年生存率已从当年的4%提高到近年的40%，已有近1800名肝癌病人生存5年以上。而根据1971年的报道，全世界在65年间只收集到45人生存5年以上的案例。”汤钊猷说。
国际肝病协会首任主席Hans Popper认为这是“人类认识和治疗肝癌的重大进展”，国际肝外科权威Joseph Fortner撰文称其是“70年代肝癌的重大进展”。直至2011年，国际顶级肝病杂志文章认为“甲胎蛋白监测肝癌仍然有效，并未过时”。
提高生存率重在防癌转移
癌转移是癌症最重要的特征，是癌症致死的主要原因。尽管肝癌早诊早治大幅度提高了疗效，但即使肝癌切除，5年内还有四五成病人因癌转移复发而死去。
为此，汤钊猷提出，不研究癌转移就无法进一步提高生存率。“要攻克肝癌就必须研究如何防治癌转移，这是‘早诊早治’研究的必然延续。”
由于不能拿病人做实验，需要有“转移模型”来代替病人做试验，而这种模型国外尚无。于是，汤钊猷带领他的团队通过十几年的反复实践，建成能在裸鼠身上生长并转移的“人肝癌转移模型系统”。
一般认为，种子需要在合适的土壤才能生长，汤钊猷则从另一角度出发——改造土壤可影响种子特性，创建“肺克隆体内纯化筛选、体内外交替培养和定向（肺或淋巴结）逐级筛选”三项新技术，建成高转移人肝癌裸鼠模型、转移潜能和靶向不同的细胞系。
汤钊猷介绍，用这个模型可以研究肝癌转移的原理，并已筛选出一些有防治转移作用的药物，其中干扰素已使病人受益。手术后使用干扰素和不用干扰素的案例对比显示，生存时间延长将近一倍。至今全球已有近200家研究机构索取这个模型作研究。
“尽管肝癌转移研究也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但病人受益还没有早诊早治那么大。”汤钊猷希望能在有生之年，为病人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好处。
现有疗法，如手术切除、放射治疗、化疗和局部治疗等，大多以消灭肿瘤为目的，既有其有效的一面，也有其负面效应，比如会促使漏网的癌细胞转移。“过去5年，我们有幸发现了一些似乎无关的常用药物对解决负面问题有帮助，从而有可能进一步提高现有疗法的疗效，为防治癌转移找到一些新路。”
最近，汤钊猷正领导一个小组研究“杀癌促残癌转移及其干预”，以期进一步提高疗效。他同时还在编写关于抗癌战的战略思考方面的册子。
年过八旬的汤钊猷自称“不过是肿瘤学界的普通一兵”，他希望年轻同行重视“融汇东西方思维精髓，走有中国特色的创新之路”，既重视理论指导实践，也重视通过实践上升为理论。“两条腿走路，一定能加快发展有中国特色的肿瘤事业，并贡献给全人类。”
《中国科学报》 (2012-06-25 A3 深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