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
冯玮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湖北招生组组长
储朝晖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秘书长
日前，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在武汉大学老校长刘道玉召集的“《理想大学》专题研讨会”上严厉批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钱理群教授一席话被参会者发上微博后，迅速被转发几万次，引起网友激烈讨论。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之际撰写致清华公开信《大学需要有反思精神》的刘道玉也认为，知识能力的过度开发会抑制人的能力和发展。保持第一名要用掉学生太多的精力，状元不能代表什么。
大学不应是权利争夺场
南方日报：对于钱理群教授所说的大学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该怎么理解？
冯玮：对于钱教授的“利己主义者”说法我有深切的感受。我是恢复高考后最早一批的大学生，当时我们被说成“十二年熬一锅汤，上面的油水全撇开了”。那时的大学生没有任何高考激励机制，没有利益驱动和各种诱惑，爱好学习且自学能力强，由于毕业后是分配工作，更不需要为出路或好的出路发愁，一腔热情全在学习上。现在我们的高分学生全往北大清华挤，毕业后哪里有权有钱就往哪里奔，在这样价值观的引领下想不成为利己主义者都很难。
储朝晖：钱理群教授提出的问题，是在问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应该有怎样的标准和基本人格。现实中大学的管理体制使得师生不是围绕“道”转，而是围绕权力转。大学理应通过真理的探索和人才培养来服务社会，而不是成为权力和个人利益的争夺场。谁在探究真理，谁走在真理的前沿，就要以这些人为领路人，而不是以谁权力大、掌握资源和科研经费多为尊。
“争状元”完全没必要
南方日报：钱理群教授提出“北大清华再争状元就没有希望”，是否和生源因素有矛盾？
冯玮：大学招高分学生无可厚非，可以说世界上所有的大学都是这样的，问题的核心在“争”字上面。现在在状元问题上还涉及了行政权力的介入，一些地方把多少人上北大清华当成指标，获得这个“荣誉”的人就被大肆奖励。
而据有关调查显示，很多状元、榜眼在走出校门后并未成为同行业领军人物，甚至冒尖的都不多。由于长期从事招生，我很清楚考生之间差几分说明不了任何问题。
储朝晖：我认为钱教授的观点和生源因素并不矛盾。现在名校争状元时并没有为学生的各种特性做定量分析，也就是没有负责任地录取。就学生方面而言要先确立志向，明确自身潜能再找对口学校，使得人生目标得以更好地实现。而现在很多学生非北大清华不可，结果从这些学校走出来人生目标并没有得以实现。
南方日报：武汉大学老校长刘道玉提到五大危机威胁着今天的大学，其中就有“功利主义的专业化教育”，对此您怎么看？
冯玮：不可否认，名校出去的学生相对优秀的更多些，但整个培养机制有问题，使得学生很自私，这和整个社会太功利、一切向钱看有关系。一些名校已然成为出国预备学校，最优秀的一批人才走掉了，因为这些人认同国外的教育理念，认为在那里能得到公平的竞争。
储朝晖：现在很多大学对学生的培养都是以到什么岗位工作为前提，此前提必然会导致功利主义。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个学生看到乞讨现象并想解决这个问题，他就要去探究原因，了解社会分配、就业、保障机制各方面的情况，需要学习很多东西，可我们的大学就是简单的以专业区分，让学生只掌握以后从事此类工作的程序。学生无法判断自己该以怎样的行动回馈社会，而是简单地把专业当成饭碗。
教育改革牵扯利益复杂
南方日报：刘道玉说“教育需要乌托邦”，这样的乌托邦要靠什么来支撑？
冯玮：“乌托邦”是指大学要成为精神家园，成为引领社会发展的火车头。大学教育也该如此，要有理想的色彩，无论是理工还是人文社会科学门类都不能过于现实，仅仅迎合社会功利的需求。当然，扭转目前这个局面不容易，涉及到方方面面，不是简单的观念差异。我认为大学怎么办大家心里都清楚，做不到是因为牵扯的利益错综复杂，推进教育改革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储朝晖：所谓的“教育乌托邦”就是要追求理想，但我们现在的教育是没有理想的，追求权力和利益，并极力使两者最大化，而误导大学的两个最大因素正是权力和利益。古人说，“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的幸福”。大学应承载三重价值，即学人的精神家园，学业和职业的基础，成人和幸福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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