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煦主讲
钱旭红与钱煦对话
钱旭红向钱煦赠送礼物“炼丹图”，此图展现了华东理工大学材料、化工等学科中蕴含的中华传统哲学思想。
4月5日下午，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加州大学教授钱煦做客第52期文汇讲堂，主讲《科学与人生的七颗“心”》。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东理工大学校长钱旭红受邀出任对话嘉宾。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我愿意把我的人生作为一个案例，拿来和大家探讨。
北京出生-上海成长-北京求学-迁往台北
“我觉得有机会就要去尝试。”——16岁进大学。
1931年，我出生在北京，两三周后，父亲钱思亮从清华大学毕业赴美留学，母亲带着我留在北京，哥哥在上海跟着任地方法院刑庭庭长的祖父钱鸿业。因为有牵挂家庭的动力，不到3年父亲就拿下博士学位，回国到北京大学化学系任教授。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全家搬至上海，我5到15岁在上海，从小学念到高二上，上海是我人生成长最重要的地方。我读的是现在的长乐路小学，家住在法租界的延安西路模范村。珍珠港事变后，日本人占领法租界，后几年的生活非常辛苦。抗战胜利后，父亲随北大复校回北京，我在北京读高二下，因当时同等能力可报考大学，我觉得有机会就应尝试，就去考了。我很喜欢数学，觉得数字很有趣，但进数学系要考解析几何，那是高三的课，我就选了北大医预科。1947年，我跳高三，16岁成为北大学生。1948年我们全家去了台湾。
虽然命运充满偶然，但我敢说，无论留在大陆，还是去台湾，我都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争取自己的快乐，争取让别人快乐，无论在哪里，我都会积极向前。
台大学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念生理学
“喜欢的东西永远不要放弃！”——自学工程课程
我们到台北，父亲被聘为台大教务长，过两年做了校长。我进了台大医学院，分科时，同学都选择做临床医生，全班100人中唯我选了基础研究，我觉得了解疾病的机理可以拯救更多病人。其中，我对循环系统和神经系统生理学特别有兴趣。台大医学院的日子是很愉快的。尤其是认识了现在的妻子胡匡政，我们同岁，但因为我小学、中学各跳了一级，先上大学，比她早两年毕业。我非常喜欢她的活力、进取、高雅。毕业后，1954年，我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生理系进修。两年后匡政赴纽约受医师训练。1957年4月7日我与匡政结缡，是我一生的关键，我们始终恩爱有加。同年6月我拿到博士学位，诚如古人所云，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后来，两个可爱的女儿美仪、美恩出生了。
我在哥大的博士论文是交感神经系统在失血时代偿作用的机理，这篇论文包含循环系统和神经系统的生理学，把我喜爱的两个领域结合在一起。后来我觉得血液的流变性在失血时也很重要，研究几年后鉴定了血液粘度的基本因素：血浆粘度、血球浓度、血球变形性和血球聚合。我一直喜欢数学，单只学生理学觉得不够，就选择了一些接近数学的工程课程；这证实如有兴趣可从零学起，只要努力就能成功。所以，喜爱的事情不应放弃，与人的关系也一样。
哥大：医学-工程-分子生物
“学科的交叉与科际之间的合作推动我不断朝前走。”
1967年，我在《科学》杂志同期发表了三篇关于血球粘弹性的文章。它们促成了我和Richard Skalak的合作。我们同在哥大任教，但此前未曾谋面；他读了这三篇文章后，说应合作。我跑到了几千里外，他正在做休假研究的瑞典见面。后来回到哥大就开始了可贵的30年合作和友谊，没有他我不会进入生物工程。对此，我深怀感激。我常说任何事没有人际的合作就不容易成功，做人和做科研同理。
我们研究红血球膜变形，用生物实验的方法来看毛血管里的血液流动对血球变形的影响，跟工程理论模拟做对照。又从红血球的聚合研究看血球之间能量的平衡，也是用生物实验和工程理论交叉研究。
其后我进入到血管内皮细胞的研究，和纽约市立大学教授Sheldon Weinbaum合作也长达30年，我们研究大分子通过内皮细胞传递进入血管壁的机理，因而了解低密度血脂蛋白怎样进入血管壁堆积起来，演变成动脉硬化。
1980年初，我觉得应该进一步了解分子生物。我去上分子生物学课，但觉得没有基础不易懂，就拼命自学，学通后组织研讨会，由我主讲，并请工业界来做实际的研习班。我最满足的是，多年后不少人告诉我，他们是因为这样的研讨会才入行的。
在哥大期间，有一年半(1987年初到1988年中)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创办生物医学科学研究所，现在它已经成为远东相当有地位的生物医学科学研究单位。
那段时间，我的女儿们成长，常会找我谈，我总是以此为优先，不管怎么忙都会和她们谈。她们现在为人母也这样做，这是关爱的传递。
加州大学圣校：建十校联盟自建生物大楼
“找准血流的方向和人生找对努力的方向一样重要。”
1989年，我转去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我对哥大和纽约有很深的感情，临走，哥大赠送了我一把校椅以表惜别。哥大是一所好学校，但圣校正处于发展的好时机，当时在圣校的冯元祯先生刚要退休，他是公认的生物力学之父，现92岁仍健在。我去圣校后，做了群体研究计划和博士及博士后训练计划，得到Whitaker基金会资助加强教授阵容和研究设施，并建立工业界合作计划，1994年成立了生物工程系。后来从Whitaker得到了造新楼的奖金，加上几个基金会的捐助，得以建造生物工程大楼，去年全美评鉴，圣校生物医学工程居全国之冠。加州大学有十个校区，我促成建立联合生物工程研究院，共同学习，共同成长，每年在不同的校区轮流办研讨会，已经轮了一圈，开始轮第二圈。这又显示人际关系合作及单位合作的重要。
到了圣校，研究主要关注血流的动力和血管的伸张力对内皮细胞分子讯息传递、基因调控及功能表达的影响。在主动脉，血流的线是直的，直流对动脉硬化有保护作用；在血管分支，血流打漩涡，这样的湍流对动脉硬化就有导发作用。我们的研究结论是血流的方向非常重要。其实做事也一样，有方向，我们的努力就会成功，没有方向，不大容易成功。所以，从人生可以领悟到学术，从学术可以领悟到人生。
打高尔夫的奇迹和篮球赛的启发
“轻松状态下能取得超常成绩，团队合作相互鼓励最重要。”
做研究出成果必定是团队同心协力的结果。因此，我很看重为研究团队服务。在《钱氏家训》里有“不宜仅对个体有利，更要对团队有助”的原则。我在生理学、生物工程、生物流变学等领域担任会长，为同仁们服务，极为愉快。2005年，我主持国际生理学会联盟在圣校的大会，那时，就有很多来自中国的代表。
运动有助于对人生的了解。我有一位朋友加入了一个高尔夫球会，但因无人陪他，从来未上过场。我自告奋勇带他去打。我说打高尔夫球的要点是放松，示范时我真的放松了，第一洞是四杆标准，我居然只用了两杆就打进洞了，得到极难得的“鹰”奖。此后，我刻意想再创辉煌，结果反而不如平常。由此可见，人要放松，不要刻意追求很多，如果有潜力，放松发挥，一定会成功。
在台大医学院时，我参加篮球队。与校中其他学院比赛，十次中有七次失败。我从失败中学到很多：团队如何合作，如何面对失败，不要相互抱怨，而要相互鼓励。这些经验都用在后来的学会工作中。
人生有很多分叉点，我们应该有方向。可是，有时需要变更方向。无论怎样的方向，我们都应该尽力去做，追求自己可达到的最好程度，希望能对社会人类有些贡献，这其中的名利是无法也不应刻意去求。我有幸得到很多荣誉，其中觉得最难能可贵的是美国工程师学院的“创始者”奖，因为我并没有工程学位，而得到了这个给全美国最佳工程师的奖；这也表示主动学习，继续学习的重要。去年，奥巴马总统颁给我“国家最高科技奖章”，是我未料到的最高荣誉，那天，我们全家，两对女儿、女婿和六个外孙女在白宫合影留念，是一个珍贵的时刻。
科学与人生的七颗“心”
“心在凡事能成功，心不在凡事都不能成功。”
最后我要强调人生和科研中的“七颗心”(用英语表示可称为7C)。热爱Compassion、投入Commitment、了解Comprehensive、创造Creativity、合作Cooperation、沟通Communication和完成Consummation。
1，热爱，我们要爱工作，以喜爱甚至娱乐之心去做，要爱我们的家，爱人群，爱社会，爱是从心发出的。
2，要投入，全力以赴献身科学、研究、教育、服务，要追求卓越，在能力之内达到最好境界。
3，要平衡优先的顺序。要了解自己，然后有效运用时间，每人一天只有24小时，但运用效率可大幅提高。我们要随时随地学、终身学、主动学；大学里不只是学习课程，更重要的是学会如何继续终身学习。如胡适所说，为学要如金字塔，又能广大又能高。
4，研究最要紧的是创新，怎么去做？如学得广，可将其他领域中的最新发展融入自己的研究中，实践时要用最直接，最有决定性的方法，才能让人信服。
5，人不能成为孤岛，所以要有合作。付出60%，只希望收回40%。不希望任何收获是最快乐的。要大我与小我共重，团队与个人并尊。
6，沟通很重要，写和说都是关键，英文和中文中同样重要，需不停地求进步。
7，最后一点是要完成，行百里者半九十，结束、完成最不易也最重要。以足球为例，不管传球多漂亮，没有踢进还是零。
这七颗“心”就是全心热爱、决心投入、用心了解、精心创新、同心合作、推心沟通、尽心完成。每一条都由心而生。科学与人生，万事存乎一心。心在，凡事都能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