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向遵纪守法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胡海岩当了5年的北京理工大学校长，也当了5年的被告。作为学校的法人代表，他每年都要收到若干张法院传票。
迄今为止，这位著名的力学专家在法庭的角力中还没有一场胜诉的记录。
在最近宣判的一件案子中，胡校长又输了。该校一名学生的不及格学分数达到50个，依据学籍管理规定，被校方退学。没过多久，胡校长就又成了被告。
该学生的家属提起诉讼，称退学的学生后来得了抑郁症，校方要对此负责。法院审理判定，虽然北京理工大学的做法是合理的，与学生患病没有什么关系，但鉴于对方是弱势群体，判决学校赔付精神补偿费28万元。
在3月12日的全国政协会议上，当胡海岩讲起败诉的经历时，在座的其他委员——特别是那些大学校长和教授——都会心地苦笑了起来。
华东理工大学副校长钱锋委员说，每当这类案件发生，高校胜诉的可能性极小。
武汉音乐学院院长彭志敏委员自称是另一位“老是被起诉的明星”。他说，学生因为各种情况发生意外甚至死亡，如因个人原因自杀，或考试舞弊被开除，都是悲惨的事情，但家属会找上门来闹事。出事后，学校会按照规定第一时间向上级领导汇报，而上级有时就一句话，要求息事宁人——你们要注意稳定，处理好啊。
为了“稳定”，彭志敏觉得学校常常承担了不应该的责任。虽然，校长的确可以作出决定，“赔就赔吧，28万也动不了学校的根基”。可是，彭志敏说：“28万不是校长的——教职员工要来问你，你为什么要赔给他，你为什么这么窝囊，为什么这么软弱，甚至问你拿到了什么好处。”
“我们确实要保护学生的合法权益，但是又有谁来保护学校的合法权益？”这位院长问。
他警告说，司法者应该注意到，这不是哪一家学校、哪一个人的事情。最近几年，这已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司法领域。
虽然连法院工作人员都对学校表示，“20多万对你们来讲也不是什么负担”，可胡海岩校长就是没法服气。
他说，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里提到，“确保案件裁判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可是自己的这些案子，“从法律效果上，我应该胜诉，从社会效果上，对方是弱势群体，我们首先要息事宁人”。“到底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不相一致的时候，哪个在前哪个在后？”
胡海岩还举了一个例子。北京理工大学拒绝将学位授予一名考试作弊的学生。学生告到了法院，学校又败诉了，理由是，我国的学位条例没有规定说作弊就可以不授学位，只有“热爱祖国”等要求。
胡校长最终召集学位委员会投票，“折腾了两三轮”，仍然否决了这位作弊者的学位申请。
他说，要想避免麻烦，学校直接发个学位就行，可从长远来看，这对道德、对学风是什么样的效果？他主张，法官判断社会效果时，要看当前，也要看长远。一切以当前稳定为准，为了安抚“弱势群体”就判学校败诉，出点钱近期看是可以“摆平”，可司法的公正性甚至社会道德都会受到伤害。
这位屡屡败诉的校长表示，希望法学界的“高手们”好好研究这个司法难点。
江西师范大学正大研究院院长王东林委员指出，如今除了“医闹”，还有“校闹”。一旦发生学生自杀等情况，甚至有专门的“公司”，可以帮人组织“全班人马、全部道具”到学校闹事，包括“场面的布置”都有讲究。
广西大学副校长黄维义委员就遭遇过“校闹”，当时，她被搅得没法正常办公。她呼吁，不要让学校成为“无限责任人”！
听了胡海岩校长的经历之后，北京交通大学教授王玉凤委员突然想到，该校一名学生因为替考被开除，家长急得在校长办公室里把头磕出了血印——如果他们知道还有这样的判例，没准就会纷纷仿效去状告学校。
她认为，出现这类问题一方面是法院裁决不公，另一方面是存在法律的漏洞。她早在2008年就受教育界人士委托，向全国政协会议提交提案，建议尽早制定《校园安全法》，厘清学生发生意外的责任问题。
当时她就指出了一个现象——很多学校不敢搞体育活动，也不敢搞春游，即使要搞也要让学生带家长来，生怕出事说不清楚。她得到的提案回复是，这的确是个重要问题，立法也很有必要。但是4年过去了，一直没有下文。王玉凤说，假如这类案件的判决一定要兼顾“社会效果”，那也只能是极少量和极个别的，否则，法律就成了“橡皮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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