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龙九尊
本次两会上，我们很欣喜地看到，在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有很多科学家。例如，在政协委员中，来自科学技术界的人士有113人；在全国人大代表中，也有来自各个领域的以院士为代表的科学家。
记者注意到，这些代表和委员的议案与提案，多涉及国家高技术与产业发展的重大问题，而这些问题关系到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打造。
事实上，中国一直都推崇技术型官员。在传说中的夏朝，号称“三过家门而不入”的禹就是一位水利专家，他比前任的鲧聪明，知道治水宜疏不宜堵，终于治好大水。后来，大禹荣登大位，为尔后技术型人士参与国家治理树立了一个难以企及的楷模。
在随后的几千年里，中国在官员任命方面极大地发扬了“术有所攻、各司其职”的传统。这在对文职官员的任命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选拔所谓的“干吏”时，标准之一就是懂行。道理非常简单，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从道理上说，这样的做法似乎不言而喻。但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忽略这种技术官僚制度对于整个国家治理带来的巨大影响。这样的一种制度从根基上保障了国家的决策能基于专业人士意见和判断，当其偏离轨道时能够得到至少是语言层面的纠正。
由于长期处于农耕技术时代，技术官员的贡献在农业、历法、水利得到有效的彰显。而在法律、文学、史学方面，技术型的官员给我们留下了几乎可以让我们耗尽平生研读的智慧。
有更多的科学家参政、议政，对于国家的未来，不亦美乎？欣喜的原因，是知识的突破与技术的飞跃正给国家治理带来新的挑战。例如，国家该发展哪些技术以支持未来的发展？重大技术项目如何实施？重大工程如何决策？
这些问题的回答，必须基于足够的科学证据，而科学家则是证据的提供者。他们的参与，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科学决策”。
《中国科学报》 (2012-03-09 A2 两会直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