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潘希
3月4日，政协各界别小组讨论正式开始。
建银饭店是科协和科技界委员的“大本营”。上午9点多，会场外异常安静，但会场内的委员们，正讨论得热火朝天。
“我最关注的是转制院所怎么办。十几年前，很多科研院所转制成了企业，比如中联重工，虽然现在活得很好，但没有成为行业的带头人，为什么？这应该思考。”在科技界第29组，《中国科学报》记者一进会场，就听到了特别的观点。
这个声音来自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机车车辆研究所研究员黄强。围坐成正方形的会场上，几十名委员的目光聚集到了他身上。
“三一重工和徐工是这个行业的老大，过去作为科研单位，中联重工是他们的技术支撑，但后来变成了行业竞争关系，现在只能给自己做技术，不能给别人做了。”黄强显得很激动。
“转制科研院所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变成了小小的企业，也不能做行业领头人。”会场上另一位委员忍不住插话。
调整了一下坐姿，黄强接过话题继续发言：“可是再改回来不太可能，目前只能是找出条路，让他们更好地往前走。”
敢于说真话、说实话，是这几年来科协和科技界小组讨论的特点，这个特点让不少相关媒体从讨论中“挖”到了新鲜料。
在科协第23组，“每年提案都会得到答复，但答复的结果让人不是很满意。”一位委员直言不讳。
在座的另一位政协委员也表达了同感。这位曾经在政府部门工作过的委员表示，过去他是管提案答复的，很熟悉提案答复的“三段式”。“每个提案答复要加上三个东西：第一，感谢你对某某工作的关心，今后还请继续关心；第二，这个事我们已经做到什么程度了；第三，剩下的事我们正在研究。”
听到这里，全国政协委员、国土资源部咨询研究中心主任孟宪来坐不住了：“我主张，在提案总量上可以少一些，因为个人提案免不了会重复，经过整合的应该多一点，这样提案质量可以高一点。”
上午最后一个发言的，是全国政协委员、中纪委驻中科院纪检组原组长王庭大。最近，他在四个科研院所的164名研究人员中作了一项调查，有53.04%的人一年没有参与过科普工作，28.66%的人只参加了一次活动。
“也就是说，有80%以上的研究员每年没有参加或很少参加科普工作。”王庭大的发言，再次引起了会场内的一片骚动。
几位科学家身份的委员开始热烈地讨论：“不是我们不愿意做科普，而是政策和评价体系上不支持。”
王庭大说，如果科学家参与科普工作很少，那我国公民基本科学素质的提高很难短时间有所长进。“评价体制是个问题，国家顶层设计应该好好考虑和研究”，王庭大表示，要把这个建议写成提案报上去。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一研究院党委书记梁小虹说：“科学家这个群体非常敢于说真话，也喜欢对问题直接发表自己的见解和看法，所以大家交流起来很有收获。”
《中国科学报》 (2012-03-06 A2 两会直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