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20年代的国学研究院对于国学采取理性的研究态度，是以近代文化的视野回顾过去，具有反思的精神和眼光。
●大学应该是自由研究的地方，理性思考的地方，要有开阔的视野和开阔的心胸。国学院要做好传统文化的研究而不是鼓吹。
■张建军
上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前10年，内地大学兴起一股成立“国学院”的热潮。“国学院”是“国学研究院”的简称。国学院办在大学里，大学的性质、风格如何，直接影响到国学院的性质和风格。
过去的100年里，大陆发生过两次集中的中西文化论争，结果引起了两次建设“国学院”的热潮。第一次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过了100年，在20世纪末到目前这段时间里，又有一次大的中西文化大讨论，又有一次建设国学院的浪潮。我想把两次中西文化争论和国学院的建设情况作一个比较，来看看对我们目前的国学院建设可以提出什么样的建议。
文化形态和治学教育模式
一个社会的文化形态和它的研究或者教育模式之间是有联系的。我们看西方，它的远古时代和中古时代精神是不一样的，在远古（古希腊时期）人们思想自由，不同学派的人各自立说，各自创造经典，开宗立派。到了中古，进入中世纪的时候，就不是自己在思想了，而是解释已有的典籍，自己没有创立。文艺复兴以来，西方重新进入了一个自由思想的阶段，重新开始思考自己的问题。在这三个阶段，教育模式也是不一样的。希腊时期有“学园”——柏拉图学园、亚里士多德学园，学园里有自由思想、自由讨论的风气。中世纪，解释经典的时候，教育研究机构是神学院、修道院。文艺复兴后，则有近代大学的建立。近代大学提倡自由思想、自由研究，不被经典、古贤、权威束缚住，以自己的理性和观察对事物作出判断。
中国的情形如何呢？先秦时期，也有一个自由创造、自由思想的阶段。那个时候的教育学术机构也是百家争鸣的风气。如战国时期齐国的稷下学宫，据说最多时人数上千，有儒家、道家、法家等等在里面活动，思想很自由。可是到汉武帝建立“太学”，就独尊儒学了，中国的研究和教育从此进入了解释经典的阶段，而所解释的经典又仅仅是儒家的经典，这是“太学”的阶段，也可以称为“经学”阶段。从东汉一直到清朝的末年，中国的学术和教育一直处于这样一个解释经典的阶段。这阶段教育研究的最高机构代表是太学。由此看，到清末的时候，我们还处在文化的中古阶段（这是冯友兰的观点）。我们的近代文化还没建立，也没有近代大学。于是我们有一个问题：怎样从我们的中古时代转入近代？教育研究的模式怎样从太学转到近代大学？
中国近代大学的建立
中国近代大学的创立，经过了一个过渡阶段，即京师大学堂。1898年清廷废除科举，兴学校。太学也关了，改办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的学科设置包含中学、西学两部分，指导思想是洋务派的“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所谓“中学”，其实还是儒家经典之学。京师大学堂固然与太学有很大的不同，然而“尊经”的态度一脉相承。这样的格局是洋务派的后期领袖张之洞设置的。当时王国维对张之洞有一个批驳。王国维说，我们如今是自由研究的时代，而非教权专制的时代，你怎么还能用经学作为主导思想，束缚人呢？他说，儒学如果有价值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和西学或者道家思想放到一块来进行比较，凸显出儒家的价值。如果儒学没有价值，你即使把其他的都罢黜掉，只让儒学独尊，也还是不能解决我们的疑问。
王国维是站在近代文化的角度批判京师大学堂的中古文化习气。京师大学堂一直到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之后，才更名为北京大学。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废除经学科，设文学科哲学门。哲学中有各家各派的学说，中西都包括，这就终结了两千年来的尊经（儒家经典）传统。
到1917年，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提出了思想自由的原则和兼容并包主义，这样才真正进入了近代大学的阶段。
中西文化论争与国学研究院
到上世纪20年代，大学里兴起了一股成立“国学院”的热潮。这又有一个背景，即中西文化争论。我们说中西体用，即：用我们精神方面的东西，结合西方实用的东西，叫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是后来严复讲了，西方也有它的精神文明，也有它的价值系统，你怎么能说中体西用呢？这就产生关于中西文化的性质、优劣的争论。
总的来说，在20世纪初期西学占了上风，所以旧学就有了危机感，发起了一场保存国粹的运动，成立“国学保全会”，希望保存中国的传统文化。有趣的是，王国维在《国学丛刊》的序中却提出了学无新旧、无中西的观点。他说中国的学问西方也有，西方的学问中国也有，只不过广狭疏密的程度不同，处在今日，“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他还说，将来振兴中学的，绝不会是一帮不懂西学，甚至仇视西学的“一孔之陋儒”。
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学者们重新省视中西文化的短长优劣提供了契机。一战后的欧洲民生凋敝，危机重重。西方学界开始反思向外贪婪索取的近代文明给欧洲带来的灾难，于是把目光转向东方文明，希望借东方文明的智慧，解西方文明的危机。
梁启超一战后去到西方游历，看到了战后欧洲的惨象和欧洲学界的自省。他还了解到，西方历史上的黑暗时代与中国不遑多让，当然，他也充分认识到了西方近代文明的成就。这一次欧游给梁启超极大的震撼，促使他重新思考中西文明。他写了一本《欧游心影录》，提出不要争论中西，而是要结合中西，取长补短，化合成一种新文明。
梁启超在欧游之后，虽然对中国自己的文明重新建立信心，但是他对于这两种文化的优缺点，也有很清醒的认识。他说，国中那些老辈，固步自封，说什么西学都是中国所固有，诚然可笑。那沉醉西风的，把中国甚么东西都说得一文不值，好像我们几千年来，就象土蛮部落，一无所有，岂不更可笑吗。所以，我们要“反省我们以前的缺点，振奋自己往后的精神。”
梁启超希望国人不要妄自菲薄，但是也提醒国人不要因为看到西方的问题就盲目自大。梁氏的这番话引起了关于中西文化特点的大讨论。大致来说，经过这场讨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学界已经大致形成一个共识，即中西文化各有其优长也各有其缺点，优缺点不仅在用上，也在体上。也就是说，不是中学长于体短于用，西学长于用短于体，而是体和用两方面都各有优长和缺陷。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北大、清华等高校开始成立“国学院”。北京大学在1923年成立国学院，隶属于文科研究院，并创办了《国学季刊》。胡适任《国学季刊》编辑部主任，写了一篇发刊宣言。胡适在发刊宣言里提出了“国学”的一个定义，他说：“‘国学’在我们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国学’。”他为国学院定的宗旨是，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再造文明”。我们怎么来作国学研究呢？他认为，一方面要还其本来面目。仔细研究道家是怎么回事，儒家是怎么回事，以古文学派还古文学派，以今文学派还今文学派……把这些全部都搞清楚，这就叫还其本来面目。胡适说，如果不做这清理工作的话，我们对不起古人。但是胡适又说，这只是我们研究国学的第一步，然后我们还要评判其是与非。即是说：我们不仅要知道古人说的是什么，我们还要知道古人说得对不对。他说，如果不评判其是非的话，我们对不起今人。好比是拿毒水当甘泉给人喝。
再看清华国学院。清华成立国学院也是要中西结合，也是持一个批判的精神。吴宓阐述创立清华国学院的宗旨说：“在新旧递嬗之际，对西方文化，宜有精深之研究，然后可以采择适当，融化无碍；对于中国固有之文化，须有通彻之了解。”当时清华国学院的教师须具备三种资格：一是通晓中国学术之全体；二是具正确精密之科学的治学方法；三是熟悉欧美日本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清华国学院聘请导师有一个原则：必须通晓西学。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都是视野开阔，通西学的人。
简单作一个总结，上世纪20年代的国学研究院对于国学采取理性的研究态度，是以近代文化的视野回顾过去，具有反思的精神和眼光。当时的大学也普遍有自由研究的风气。
又一次中西文化论争与国学院的重建
20世纪、21世纪之交，我们又有一次中西文化的争论，引起了国学热和重建国学院的热潮。
这次的国学热有几个机缘，但是这几个机缘中都暗藏着不小的问题。第一个机缘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台湾新儒家的影响。台湾新儒学是蒋介石受了大陆“文化大革命”摧毁传统文化的刺激，而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产物。但是他不知道，大陆的“文化大革命”不仅革了传统文化的命，也革了清末民初以来渐渐发展起来的近代文化的命。
台湾有近代文化的氛围，所以台湾的传统文化复兴运动是在近代文化背景中的复兴。大陆近代文化也被革掉了，这种情况下单一地移植台湾的传统文化复兴运动，结果可能就是倒退。
第二个机缘是亚洲四小龙经济上的成功。亚洲四小龙都属儒家文化圈，因此人们觉得儒家文化并不妨碍社会进步，甚至还对社会发展有特别的功用。这也是似是而非。亚洲四小龙过去固然属于儒家文化圈，但是近代以来也是西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是，四小龙经济的成功，究竟是因为它们较好地继承了传统文化，还是因为它们成功地吸收了西方文化呢？我认为，四小龙经济的成功，不能证明儒学文化的价值。
第三个机缘是西方现象学运动、存在主义哲学对西方传统哲学的反思。在这种反思中，好多中国的学者说，西方文化是分割的思维，我们传统文化是综合的思维，西方的传统是主客二分，我们的传统是天人合一。这些话语中暗含着“得意”：我们传统文化是先进的，我们高于西方。这种奇怪的论调，上世纪初就有过，可以说毫无意义。好在那些高唱“西方主客二分，中国天人合一”的人，近些年也渐渐清醒了。比如张世英先生最近就有反省，认识到天人合一也有问题，未必就好。
还有其他的机缘，比如我们近年来经济上的成功，引发了文化的自信；道德的荒芜让人们希望恢复传统等等。
我们再看一下当前的国学热有什么问题。对于国学我们现在是弘扬而不是研究，缺乏一种反思的精神。我们说要恢复传统，弘扬传统，但是不反思不批判，弘扬什么东西呢？现在的国学院以儒学为主，但是按照胡适的说法，我们过去的一切文化历史都应该是国学研究的对象。还有一个问题，儒学本来就分成两支，一是荀子，一是思孟。新儒学着重发挥思孟一派，荀子被故意忽略了。另外一个问题是，这次的国学热带有政府推动和功利化的色彩。政府来推动文化复兴，反思眼光就没有了。当前我们特别需要警惕对传统文化盲目的乐观和膨胀的自信，要小心文化中心主义重新抬头，要防止王国维所批评的陋儒主义。
总而言之，大学应该是自由研究的地方，理性思考的地方，要有开阔的视野和开阔的心胸。国学院要做好传统文化的研究而不是鼓吹。我们要记住胡适的话，不仅要知道传统文化是怎么回事，更要评判其是与非，以免误了今人。说得明白一点，我们不能在大学、中学，甚至小学里推广太学式的读“经”。在新的时代下，新的文明出现之后，我们要有新的精神在里面。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此文为作者在第二届“创新中国论坛”上的演讲。）
《中国科学报》 (2012-02-13 B3 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