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体制改革和任何改革一样，要做的事情一是思想解放，二是制度建设。作为科学学学会的老成员，我积极参与了当时的思想解放热潮；作为一个大城市的科委主任兼高新技术开发区的负责人，我认真投入了科技体制改革的实践。

 

粉碎“四人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成立的，首批学会成员除了引进和介绍这门学科外，主要精力放在宣传科学精神、提倡科技管理以及促进科学技术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当时党中央号召要认识新技术革命的形势、研究我们的应对措施。我们如饥似渴地阅读《第三次浪潮》、《大趋势》、《激荡的百年史》、《有效的管理者》等著作。学会的成员们纷纷以讲师团的名义，在各地宣讲新技术革命挑战和我们的对策。我除了在湖北省各地巡回演讲外，也参加了学会在有关省部的演讲，如参加了福建省委组织的报告会。当年，我们在宣讲奈斯比特《大趋势》中“从等级制度到网络组织”以及“知识网络”时，谁能想到今天全世界进入了网络时代，网络已经对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以及对政治、经济、军事、国家安全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2007年在吴明瑜同志推荐下，由我和奈斯比特在北京进行了一次对未来发展的对话，随后奈斯比特将新著《定见》签名后送给了我。

 

1986年7月，在国家科委于北京召开的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原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同志作了题为《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讲话。我和几位学会领导参加了这次会议的一些筹备工作，会后也都纷纷著文，宣传软科学作为多学科交叉的产物对决策的科学化和管理的现代化的主要性。

 

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曾被聘为中共湖北省委特约研究员和武汉市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作为智库成员出了一些点子，多数领导还真重视专家的意见，例如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就是省市主要领导广泛听取了专家意见决心成立的。不少领导也能听取批评的声音，我曾经在一个会议上说武汉市在改革开放上“醒得早，起得晚”，《长江日报》就登在头版上。后来一位主要领导还加了一句，“又睡了一个回笼觉”。全国软科学工作座谈会后，我们得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同志对这个会很重视，曾用放大镜分几次看完万里的报告，就由田夫等五位同志向陈云同志写报告，要求成立带有智库性质的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经陈云同志批示后，决定走民营道路，从体制上进行了探索，迈出了勇敢的一步。

 

1989年5月我和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同志参加了在美国加州召开的第四届世界科技园学术会议，这是我国代表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当时在美国讲学的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院长韦钰教授也列席了会议。我们除了在硅谷考察外，还应世界科技园主席邀请，参观了设在凤凰城的世界科技园总部。发展高技术、实现产业化是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方面。一时间，全国各地兴办科技园区风起云涌，为放活科技人员、放活科研院所提供了优惠的政策，成绩是很大的。但也不能不看到，有些地方并没有搞清科技园的真谛。我们在斯坦福大学开会时，作主报告的竟然是该校的土地管理处长，这说明开发区主要是要优化环境。

 

早在1985年，我听说国家科委领导正在寻找一本《剑桥现象》的书，就利用赴英开会的机会，通过英国皇家学会会员马凯教授找到了，回国后组织翻译出版了这本书。这本书对大学与科技园的关系以及促进青年人创业都说得很清楚，不过可惜大部分的大学领导都不知道有这本书。毋庸讳言，我们开发区存在拼政绩的现象不算少，有的科技园区热衷于提这个“谷”那个“谷”，有的把国有大企业的产值也算自己开发区的GDP。

 

1990年，我任武汉市科委主任，在前任的基础上，认真抓技术市场、科技贷款、成果转化，放活科研院所，组织科技人员进入经济主战场等常规工作外，我们还进行了科技成果拍卖即类似现在的知识产权交易、试办科技投资公司。我们设立了支持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年轻人的“晨光”基金，支持强度超过了当时的自然科学基金。在国人尚不知道何为工业设计时，我们于1992年就召开了工业设计国际讨论会，举办“武汉CAD年”。我们通过努力，将培育技术经纪人写入市党代会主报告。我们严格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在确立项目和奖励中，尊重同行评议。科委干部不允许参加到课题组中，也不允许参加课题承担单位组织的出国考察，因而那几年没有出现违法违纪事件。但是我对自己的工作并不满意，在一些场合说了一些自责的话，有一位记者将这些讲话拼凑起来变成一篇文章。文章说我们总认为自己的科技优势在全国名列前茅，但市场经济不相信你，并以“丽珠得乐”为例，这个本来是自己开发的产品，却在沿海形成产业，为何我们不得“乐”，出现了我们技术支持沿海、但沿海产品占领本地的局面？文章发表出来，老百姓还很认同，但领导不高兴，认为否定了大好形势。

 

1992年2月18日，邓小平同志南巡第一站在武昌车站，那天恰巧我也去武昌车站，我是去接时任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宋健的，小平的车刚走，宋健乘坐的车到了。宋健同志从湖北省党政领导那里知道了小平的谈话，也就第一时间告诉了我，还对我说：“我要是你这个年龄，我就下海去干干。”经过一年多思考，我终于1994年正式辞去武汉市科委主任职务，到广东去创办一所职业技术学院。54岁闯广东，把自己搞活，也算有点勇气吧。

 

回顾30年科技体制改革，应该反思一些盲目的做法，更加自觉地按科学发展规律，进行制度建设。现在全国上下都在大谈创新，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提出要建成创新型城市。更有甚者，有的甚至要打造一千多个乔布斯式的人物。这本身就不是创新，而是一种平庸的“山寨”文化。去年一位校长用网络语言在毕业典礼上讲话受到热捧后，今年好几个甚至名牌大学校长也东施效颦，但引来一片嘘声。正如报刊批评的，“陈陈相因者众，特立独行者少”。科技上的创新，从源头上看，是科技人员的好奇心，是追求未知的冲动。创新就是超前，是与众不同，是独辟蹊径，另起炉灶。科技史证明这种人往往特立独行，言行怪僻，甚至被认为是异类。对这样的人，公众要宽厚，单位要宽容，政府要宽松。不宽厚、宽容、宽松，他们的闪光的创新想法，就会被扼杀在摇篮里。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学者理查德·佛罗里达对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提出的3T理论，即人才、技术、宽容，并且认为宽容是三者中最重要的因素。用宽厚、宽容、宽松进行制度建设，放活科技人员，放宽科研院所，是科技体制改革永恒的主题。

 

 

《中国科学报》 (2012-02-06 B3 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