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杰,中国工程院院士,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所长
近几年,我国科技投入成倍增加,但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并没有成比例地增加。我也一直在思索这一问题。我留学回国后在科研一线工作20多年,切身体会到,“他律”可能比“自律”更重要。
邓小平同志曾经总结,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无法横行,坏的制度却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发展科技也是一样的道理,制度设计是关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科技体制改革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对科技资源的分配管理和科技评价体系,没有作深思熟虑的制度设计。
现在科技界要解决的问题,就是重大科研方向如何确定、谁来承担重大科研课题、科技经费如何分配、做得好不好如何判定。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要有一套尽可能完善的制度。建立科技管理制度的前提,是假设作决策的人在认识上有局限性甚至有私心,只有通过公正的制度使企图在设置课题、分配经费时照顾本单位或个人捞好处的行为难以得逞。过去我国很少召开制度设计的研讨会,今后应多讨论,集思广益,形成更加公正合理的决策程序。
在科研目标和项目的选择上,目前国家没有明确的制度。重大科技计划的启动,一般先由资深专家作战略研究,再由较年轻的执行专家和主管部门的处长、司长制定具体规划。
如能做到这三者结合,共同制定规划,选择做大事的团队,可能是较好的制度。专家的任期不能太长(国外一般不超过3年),而且要有严格的回避制度。高新技术领域课题立项评审,要多听取下游“用户”单位的意见,甚至可以是由潜在用户单位的专家组成评审团,在项目进行过程中,也应引入竞争和淘汰机制。
在科研经费的控制与管理方面,一些制度既不符合国情又不符合国际惯例。863课题、973课题、各部委的开发性项目与自然科学基金的基础研究课题要求大不一样,但目前一律采用与自然科学基金管理方式相同的课题负责制,使得作为法人单位的研究所几乎无法调控,很不利于集中力量做大事。
中科院经过10多年的知识创新工程改革,绝大多数研究所已不同于计划经济时代吃皇粮的事业单位,都有了较强的选择科研目标和资源的调控能力。对于国家科研机构,国家预算拨款理应占到研究所总科研经费的60%以上,但现在有些研究所还不到20%,这一比例还不够用于所内人员开支。其实,科研工作是高智力活动,人员开支应该是科研的主要开销,国外的科研开支中50%—80%属于“间接费用”,主要用于人员工资和公共支撑。有关政府部门应该改变观念,制定以人为本的科研经费管理制度。
科技评价起到指挥棒的作用,目前的评价体系引导科研人员关注论文专利数量、获奖和排名等科研的“副产物”,而不是科研的真正影响。不少科研人员做科研的动机,是为了获得更多更好的评价“参数”,以便下一轮可以申请更多的科研经费。对个人主持项目和第一作者文章数量等指标的考核,使科研人员更热衷于“各自为战”,而不愿意参与大项目的合作。院士、杰出青年、优秀博士论文数量与对单位的评价挂钩,使得这些评选活动变味。今后要以科研产出的实际影响作为评价标准,基础研究要看有没有原始性的重大发现,技术和工程类研究要看对产业和国家安全的实际影响。
(人民日报记者 赵永新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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