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学雷
■本报记者 郭勉愈 实习生 王永曦
在国家天文台研究员陈学雷看来，尽管时代在变，人们对于科学和科学家的看法不同于以往，但在他心目中，科学依然是崇高的，兴趣是他从事科研的第一推动力。
《中国科学报》：您为什么选择做科研？
陈学雷：对我来说选择这条道路主要是兴趣。上中学的时候我读了爱因斯坦的文集，逐渐确立了对物理的兴趣，选择物理作为研究方向。我内心不太喜欢与人打交道的工作，因此不太适合管理方面的工作。我喜欢研究性的工作，而且这种兴趣是终身持续的，我更喜欢把时间花在学习和研究上，当然这方面也就做得更好，对研究也就更加喜欢，这是一个正反馈的过程。
《中国科学报》：在您的心目中，科学意味着什么？
陈学雷：科学对于人类有重大影响，近代科学革命之后，人的生产力、社会组织形态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另外还有对人类观念上的影响，这不是短时间能看清的，需要放到长远的历史中才能看清楚。因此从这个角度讲，科学对人类是非常重要的。进入现代社会后，整个社会的运转都依靠科学，因此我们决不能轻视科学，关于这一点社会上已经达成了共识。
《中国科学报》：当今社会，更多的人热衷于从商从政，专注于科研似乎显得很清贫。您认为科学家这个职业是否还像从前一样具有一种崇高性？
陈学雷：从两个方面说，以前科学家确实地位很高，但待遇也不是最高的。现在的科研有一种平民化的感觉。科学家的概念是在不断发生变化的。在二战之前作科学研究的人比较少，即使像美国英国这种强国也是如此，大部分教授主要还是讲课教学，国家、公司也还不是十分重视科研，科研更多的是一种个人行为。二战后很多国家越来越重视科研，越来越多的人把科研作为一种职业。因此科学家地位下降一些也是正常的。我觉得把科研作为谋生手段是可以理解的，但还是有很多人把科研视为一种兴趣。在我心目中，科学依然是崇高的。
《中国科学报》：如果有人选择放弃科研，对此您怎么看？
陈学雷：其实放弃科研的人很多，比如我大学时的许多同学后来都离开科研领域了。我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念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很流行学物理的人改行做金融，我也去看了一些这方面的书。我最后觉得还是更喜欢自然领域的研究，就留下来继续做科研。我参加大学聚会的时候发现作研究的人好像只剩下我一个。现在社会自由度比较大，跳槽、改行变得比以前容易多了，从前一个工作一做就是一辈子，不会考虑换工作，现在的选择比较多，换工作也比较正常，从这个角度来说也是社会的进步。
《中国科学报》：您认为科研是否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陈学雷：每个人对于人生价值的认识是不同的。做科研的都梦想成为大科学家，像爱因斯坦、牛顿那样。我在最开始做科研的时候发现自己和想象中的那种大科学家出入很大，一时有些失落，但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心态也就好了。因此我认为，做科研是一个不断怀疑、不断否定自己的过程。也许过程中会有一些失误，但只要有正常的智力和后天的努力，好好调整一定能取得一些成果。如果对研究有很大兴趣的话收获会更大。
《中国科学报》：怎样才能让有志于科研的人能够安心于科研？
陈学雷：首先，科研人员的待遇要满足温饱的需要，处在社会的中层。如果科研人员赚的钱还没有在商场工作的人赚钱多，社会地位就不可能高。这可能会使很多家庭条件不好的人无法从事科研。
第二，现在的社会太浮躁，到处都在攀比，所有的项目都要加一些“比”的因素。也许出发点是为了打破大锅饭式的平均主义，但现在这种差距拉得有些过大。这种差异应适当抑制，普遍地让每个人都得到一些实惠。另外，科研的考核也很牵涉科研人员的精力，大量时间浪费在考核评比、财务报账这些事情上。减少这些无谓的内耗，把时间花到做科研中去，对于改善科研的现状是有好处的。
《中国科学报》 (2012-12-31 第5版 思想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