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更偏向于问题导向型、计划型的研究，用大的投资来解决大的题目，而个人自由型的研究则相对较少”
成立于1928年的“中央研究院”是中国历史最为悠久的科研机构，也是目前台湾地区的最高学术机构，拥有包括高锟在内的多位诺贝尔奖得主。
用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的话说，中科院与“中研院”同根同源。而在1949年之后，两个学术机构走过了不同的道路：前者体现了中国式的科研体制特色，而后者深受西方模式影响。
正如人们所知，大陆在2012年启动了新一轮科研体制改革。在这个背景下，本刊记者就两岸科技体制问题，专访了出席“海峡两岸生命科学论坛”的现任“中研院”院长翁启惠。
“海峡两岸生命科学论坛”由中科院主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支持，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承办，主要议题涉及基因组与进化遗传学、生化分子生物学、植物与农业、医学与神经生物学四方面内容。
作为两岸科技合作的一个代表，有20位中科院与“中研院”院士以及两岸科学院相关人士参加本届论坛并作大会报告。
现年65岁的翁启惠在2006年成为“中研院”第八位院长，并两次获得连任。作为国际生命科学领域的权威，他同时也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导向型与自由型兼顾
《瞭望东方周刊》：在你眼中，“中研院”和中科院在管理上有什么差别？
翁启惠：我觉得中科院人数众多，非常庞大，并且在各省区分散着众多分院，从管理上来讲更具有挑战性，白春礼院长比较辛苦。
“中研院”的科研院所比较集中，人数较少，总共才8000人左右。正式工作人员大概有1200名，其中约900名是研究人员，约300名是行政人员。另外还有近4000名工作助理，以及1000多名博士后和2000多名来自台湾各大学的学生。而中科院人数则超过10万人。
同时，我们的科研经费主要是来自政府部门，每年都有一定的预算，大概有100亿科研资金。
中科院每年超过千亿元的科研经费也是来自政府，但与我们不同的是，政府提供给中科院的科研经费，一部分需要科研人员通过竞争才能拿到。而在我们这里对科研经费的竞争很少。
从结构上，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没有分出去，院士涵盖各个领域，并有近百名院士同时担任美国的院士，有8名诺贝尔奖获得者。而中科院原来的哲学社会科学部独立出来后，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此外大陆还有一个中国工程院。
我们的定位是最高学术研究机构，主要任务是从事学术研究，培养学术研究人才，并与台湾地区的大学进行合作。但不能授予学位。而中科院下辖两所大学，可以授予学位。有时，我们还要给政府部门提出政策建议，做科研政策的参考。
其实，台湾一直非常重视科研。台湾缺乏自然资源，只能靠人力和科技，通过对人才的培养，提升经济的发展。所以，政府部门以及整个社会，对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都一直很重视。
《瞭望东方周刊》：在科研方向上的主要差别是什么？
翁启惠：科研的发展，一般分为两个方向。一种是让科研自由地发展，有点像放牛吃草，在国家资源比较丰富的时候，更能够采取这种方式，让其自由发展。当然，有的可能会失败，有的可能会成功。不过在自由的发展之下，一定会有一些新的东西研究出来。另一种发展方向是政府掌握大的科研方向，具有很强的规划性，由上而下引导科研的走向。
在台湾，问题导向型的重大问题的研究，科研经费占到一半以上。为了科学而研究的自由型研究，其科研经费超过40%。
我的观察，大陆也在这样做，但是更偏向于问题导向型、计划型的研究，用大的投资来解决大的题目，而个人自由型的研究则相对较少。这从我们两个机构的研讨会上可以感觉到。对于科学发展，这两种都非常重要。大陆的计划型的研究，可能会使科学家功利性较强一些。在我看来，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自由型跟计划型要并重。
我们没有办法预测未来，科研就是探索未知的过程，很多东西都是目前无法想象的，只有带着好奇的心理投入进去，才会有新的发现。具体采取怎样的科研发展策略，要看国家和地区的资源与人力情况。
大陆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台湾也有一个科学发展委员会，不过，它只是扮演对科学研究进行补助的角色。
大陆最近几年投入了大量的科研经费，使科学研究得到快速成长，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将为社会的长久发展奠定好的基础。
另外，大陆人口较多、人口基数大，更容易培育出优秀的人才。同时，大陆出国深造的人数非常多，他们的学成回国也会促进大陆的科研发展，对整个国家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我通过尖端的研讨会了解，相比而言，大陆做的科研项目都是规模宏大的问题，涉及国家发展的重要方面。而台湾地区，选择的题目可以说是小而美，比较精致，比较个人化。所以，台湾地区和大陆的科研合作，有一定的互补性。在未来的合作中，将有更多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