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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仅以数量为标尺，中国足以担得起“科技期刊大国”之名。近5000种的科技期刊数量，仅次于科技霸主美国。不过若以质量评判，中国科技期刊的国际影响力不仅难及欧美等国，也与自身的科技发展水平与国际地位不相适应。
当我们以“神九”、“蛟龙号”、“神威蓝光”等成果在全球科技版图上迅速崛起时，同样需要办出如英国《自然》、美国《科学》这样享誉世界的科技名刊。有学者直言，科技期刊几成中国科技体系中的突出短板。如何改变这种边缘化地位，对于渴求“话语权”的中国科技而言，是一个难解却必须解的结。
质量之忧
国产期刊的国际影响力普遍不足，几成中国科技体系短板
“中国要成为一个以科技创新驱动为发展模式的大国、强国，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要有一批引领科技前沿发展和战略方向的国际顶尖、影响深远的学术期刊。”在近日举办的第八届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武汉大学原校长刘经南院士如是说。
如果仅以数量为标尺，中国称得起科技期刊的“量产大国”。据统计，我国目前出版发行的科技期刊约为5000种，约占全国现有期刊总数的50%，数量仅次于美国。与此同时，中国的研究产出数量（英语论文发表数量）也相当可观。英国《自然》出版集团大中华区总经理马修·索尔特（Matthew Salter）提供的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的研究产出量是日本和德国数量之和，达到近14万。他甚至认为，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中国的英语论文发表量会在10年内超过美国。
然而，在看似乐观的数字背后，却隐藏着难以回避的隐忧。有学者表示，我国科技期刊的整体质量，不仅与发达国家还有相当差距，也与自身科技发展水平不相适应。近些年，虽有《细胞研究》、《分子植物》等科技期刊冒尖而出，但大多数科技期刊依然难逃国际影响力低、学术公信力差、市场竞争力弱的困境。
“我国科学研究现在是‘两头在外’，仪器买进来、论文发出去。”在中国科学院院士朱作言看来，科技期刊几成中国科技体系的短板。
作为国际权威学术期刊数据库，SCI数据库的收录情况被视为评价一个国家学术期刊水平的标志。“中国的科技期刊近些年被SCI收录的数量增长速度很快。”SCI数据库所属的汤森路透集团北京代表处业务经理宁笔介绍说，从2004年到2012年，增长约一倍，达到了100多种。但是他透露，“确实有少数内地的科技期刊办得很糟糕，很可能会被SCI数据库剔除”。
宁笔坦言，英文科技期刊数量太少，是中国科技期刊发展的另一难题。“目前中国内地只有200多种英文期刊，其中约有60%被SCI收录。相比于5000种的总量，比例仍然太小，与日本、港台等地区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体制之困
科研评价体系导致好稿外流，行政化办刊难以适应市场
“现在只要好一点的论文，就尽量送到国外发表。”作为《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总主编，朱作言毫不讳言“优秀论文外流对国内科技期刊的伤害”。有业内人士对媒体直言，受科研评价体系的影响，高质量论文流失境外，低水平论文长期充斥版面，导致国内科技期刊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只能维持低质量的“生存”。
在此次论坛期间，中国科协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在“科技论文外流的原因”一题中，不少学者都选择了“外部评价体系方面原因，科技评价、职称评聘、奖励制度等均以外国科技期刊为高水准”这一项。据了解，目前科技和工程领域的人员职称晋升和考核，大都以有无论文发表在权威刊物、国家级期刊、核心期刊等作为评价标准。业内人士认为，在这种形势下，一些科技期刊围绕提高期刊的转摘率和引用率做文章，想方设法追求各种检索数据，以能被收录为荣。
中国科学院院士金振民呼吁，要改革旧有的奖励和职称评定体系，放弃片面追求SCI评价体系的做法。“对国内外期刊要一视同仁，承认中国期刊和国际期刊的同等重要性，不采取双重标准。”
相比于学术层面的障碍，国内科技期刊在经营层面处于更深的“围城”，现行管理体制让许多科技期刊步履维艰。据介绍，如今大多数科技期刊社作为直属事业单位，往往接受上级单位的行政命令，人员、经费、发行均由上级单位决定。这种长期延续的行政化办刊模式，使得很多科技期刊自身资源贫乏、资金来源不足、人才流失严重、目标定位模糊、传播和发行渠道狭窄。一旦面对市场化竞争，自我生存能力的羸弱暴露无遗。
“当前的重要任务就是深化改革。”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表示，抓紧完成科技期刊出版单位的转企改制任务，使其成为新型市场主体。
刘经南也认为，这是对当前科技期刊小、散、乱结构性弊端的根本解决之道。“我认同不再保留科技期刊和学术期刊编辑部体制，编辑部并入出版企业的做法，由社会效益和效果来决定其生存，由市场法则来决定其优胜劣汰。”
“品牌建设、广告宣传、进行成本核算，这些都是科技期刊未来需要学习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杂志社社长周文辉说。
发展之殇
沿用落后出版流程和管理模式，数字化出版明显滞后
纸质期刊最终要被数字期刊所取代，这样的预言正在互联网和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大潮中，一步步变为现实。当中国科技期刊还在低谷中徘徊时，国际科技期刊正在朝集团化、数字化、网络化的方向大踏步前进。
以德国的施普林格科技出版集团为例，其全文电子期刊已超过2500种，该集团全球常务副总裁在此次论坛上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图书馆购买模式正由纸质转向电子版，预计未来5年，图书馆在纸质期刊上的花费会锐减51%，以至于纸质与数字期刊的预算比例会达到12%∶88%。应该说，投入巨资建设先进的数字平台，使期刊资源产生积聚效应，已成为国外知名科技期刊和出版集团的共同选择。
相形之下，国内科技期刊的数字化步伐显然落于人后。很多出版单位“心有余而力不足”，由于自主研发能力不足，大量资金投入编辑业务，对于技术的投入非常少，难以开展数字化出版的相关业务。“发达国家的数字化出版已经‘立体化’，大都建立了包括网络、读者、数字终端的平台，而国内的学术期刊仍然在沿用老的出版流程和管理模式，数字化明显滞后。”武汉理工大学期刊社副社长黎国华认为。
而数字出版的管理规范化问题，也在困扰着科技期刊界。“由于数字期刊只是一种网络信息产品，而国内对此还没有专门的管理体系和方法，监管部门过多，但又没有直接的专门监管机构。”黎国华说，“数字化的出版物尚没有统一的出版格式、标准和规范，不利于信息互联、互通和共享。”更有专家抱怨，“我国适用于数字化出版的法律法规非常少，著作权人及出版社的利益难以保障。”
不过，面对世界科技期刊的发展潮流，有学者表示，数字化和网络化已是大势所趋，如果抓住机遇、借势而为，“也是我国‘弯道超车’成为科技期刊强国的好方法。” （原标题：中国科技期刊怎么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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