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健
《国家中长期生物技术人才发展规划》日前出炉。规划可谓宏大详尽，由七个政府部门联合起草（科技部联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历经两年完成。
那些起草这个《规划》的专家一定是深入讨论了许久才完成这份“折子”的。我特地下载了《规划》的文献原文学习了一下。总的感觉是高度有了，细节不够；决心很大，入手不易。
不过，在宏观政策指导下，具体如何行动？从下往上地运作如何进行？
创新型人才是培养出来的吗？
我不同意“培养创新人才”的说法。
创新型人才是特意培养出来的吗？能刻意培养出创新人才吗？
在中国，我们的“大一统”文化很强调至上而下地“选拔”、“培养”。如果没有伯乐，连千里马也终究会被埋没。所以中国的人才都是“被”人才的：被选拔，被培养，被奖励，被崇拜。
读乔布斯传记，你会发现他的成长过程几乎没有“被XX”的痕迹，相反，所有现有的规章制度都可能成为禁锢他发展的枷锁——如果他出生在中国，他就会失去很多打造了他个性的环境和机会。
从他的传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成长有太多的偶然因素，而批量地把偶然变成必然是不可能的。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培养创新人才”的说法不可行的原因。
我曾在一篇博文中比较了美国小孩和中国小孩学跳舞的事：美国更注意培养孩子的兴趣，尽量鼓励他们有个性，独立发挥；而中国则强调整齐、统一、纪律、服从传统模式。这看上去是小事，可是反映出来的却是如何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大事。
创新如禅，不能言传，只能靠醒悟。越是想“教导”，说出来的东西就越不像。所以说，创新者很难“培养”，只能“野生”。千里马不都是靠伯乐去发现的，更主要的是给千里马创造施展技能的空间。
乔布斯也不是培养出来的。政府在鼓励创新上能做的不是去扮演伯乐的角色，而应该去把那些圈养的马放开，让它们都有奔跑的机会，然后给跑在前面的发奖。
政府如何鼓励创新？这也是欧洲、亚洲的一些国家，包括英国、法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想从美国学习的。可殊不知，美国政府并没有鼓励创新的诀窍，美国的众多创新并不能归功于政府。创新是蕴藏在文化中的，不是法律和政策能驾驭的。
“制定一个五年计划，投入一笔资金，培养出一批创新型人才”这样的口号和政策能让政府官员们觉得是尽力尽职了，可是实际上很难达到预期目的。因为创新不能计划。像乔布斯那样真正的创新者也不在乎金钱，而且所有批量生产的东西都有模具，有模具的东西就失去了特别，也就不能称为创新了。
创新人才需要什么？
不过，单单不同意并不是建设性的意见。如果不去“培养”，人才从哪里来？一般人才可以培养造就，可是因为创新型人才的产生需要太多的偶然因素，而且创新人才又多有各自的特点，所以不能批量生产。好在，《规划》提出的目标不高，在2020年以前，“仅仅”需要在生物领域造就3~5个“国际顶尖科学家”。
不过，到底是要“国际顶尖科学家”？还是要“国际顶尖的生物技术专家”？科学和技术是不同的：科学家通常是吃皇粮的自然规律发现者；而技术匠则是在市场上赚钱的创新者。也许科学家和技术匠各要两个半？
培养，就要从种子做起；造就，也需要有好的毛坯。如何选种？谁来选？标准是什么？
培养，就需要有环境，需要一个营养丰富，没有干扰的温室。这个不难，搞生物技术，其实并不需要很多钱，国内太多的实验室购买了大批没有用的或者极低使用率的仪器。硬件上面可以省去很多钱。
其实，这个《规划》中回避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责任。和任何事情一样，培养人才也一定有一个成功率的问题，培养出3~5个顶尖人才可能需要相当比例的“不成功”人数作为陪衬。谁来承担那个“不成功”的责任？当然，和风险投资一样，只要有几个成功的，国家就划算了。可是风险不能避而不谈。
《规划》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说明国家重视人才，也有决心去做。毕竟，还没有听到世界上有任何一个国家有类似的大政方针。规划中的目标完全没有理由达不到，可总是觉得不够细致，到底缺什么，还没有体会透（所以这篇文章起草了几天都没完成）。
至上而下，国家需要创新人才，这是再明白不过的；可是，从下而上，创新人才需要什么？或许这才是更急切需要提出的问题。其实，创新者需要的也是大家都需要的：足够多的钱和足够多的自由、稳定的大环境、少干扰的小环境。而这些，在中国工作的许多科学家们也都具备了，没有理由不出成果，也没有理由不出人才。所以，有没有《规划》不重要，有了规划，一旦有了成果也有规划者的功劳。
有规划，人才就是被培养的；没规划，人才就是自然生长的。
《中国科学报》 (2012-01-31 B1 生物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