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风田
中国农业部验收组9月19日公布，袁隆平指导的“Y两优2号”百亩超级杂交稻试验田平均亩产926.6公斤，创中国大面积水稻亩产最高纪录。这项创新，可以说是粮食领域的“高铁”，应该得到社会更多的关注，而袁隆平式的创新英雄和科研人员也应该得到更多的掌声。
近些年，创新是一个被说来说去的词语，金融业创新很受社会关注，商业化的社会舆论也对金融精英青睐有加，对埋首于田间地头、实验室中的科研人员却关注不多。然而，相对其他行业的技术创新而言，传统农业创新需要科研人员更加努力工作，放弃更多物质享受，他们的研究更具现实意义。传统农业技术创新，如小麦、玉米和水稻育种取得的进步，不仅会实实在在增加社会财富，还能增强人类社会抗御自然灾难的能力，掀起另一场革命。过去那种忽略传统农业、忽略农业创新的旧思维该打破了。
上世纪70年代，罗马俱乐部曾在《增长的极限》中预言，人口会不断增加，而资源相对有限，总有一天人类的资源会达到极限，人类会养不活自己，社会将走向崩溃。但是几十年过去了，人类生活得更好，原因就是不断的技术创新，而农业创新对于提高人类的生存能力无疑起到基础性作用。可见，农业创新有助于稳定社会；放弃农业创新，人类社会的基石将会不再稳定，甚至文明的延续都会陷入风险，应验“增长的极限”式的预言。
反观金融创新，则是一种与实体创新不同的创新，对人类总体的财富增加并没有好处。而且，过度进行金融创新、搞虚拟经济，本身就具有很大风险。现在很多中国企业家越来越远离实体，热衷做资本运作，把钱用在炒作上，靠炒房来增值，虽然让自己获得了10倍增值，但人类整体的幸福没有任何提高，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出现泡沫。美国就是典型的例子，过度的金融创新虽然增加了虚拟财富，却最终因为泡沫破灭而让全球经济步入低谷。
由于耕地相对较少，中国的粮食安全一直存在很大问题。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使中国必须思考单位产出，除了袁隆平教授改善粮食品种的努力，农业科研工作者还有各种创新。例如，笔者在寿光考察时发现，为了提高产量，当地让西瓜等瓜果上架，原本匍匐在地上的秧苗被“请上”高达两米的支架，单位面积内的植株数大大增加，总产量因而提高，这种创新同样值得鼓励。与中国相比，欧美国家是主要的国际粮食出口者，他们担心的是粮食太多影响农场主利益，所以一直不鼓励农民种地，对研究高产作物的积极性也不是很高。可见，不断进行各种农业创新，不仅是改善我国粮食问题的有效手段，也是在粮食市场摆脱欧美束缚的重要途径，对它的认识应该上升到战略层面。
中国一直有农业创新的传统，唐代时就是世界单产最高的国家，现在一些粮食作物单位面积内的全年产量也超过美国。不过，农业等基础创新今天却成为不受重视、不被追捧的对象，大众媒体和舆论仍然喜欢追捧那些在虚拟经济方面取得成就的英雄，给实体创新的掌声太少了。粮食生产不能靠别人，在水土资源有限的中国，生产更多的粮食是压倒一切的。虚拟经济当然重要，但是只有实体经济作支撑才会发挥作用。袁隆平们所进行的这些关系老百姓口粮安全的技术创新，应该得到更多经费、更多支持。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科学时报》 (2011-09-26 B1 中国生物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