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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时报：“两弹一星”的创新之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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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科学研究，在社会方方面面，国人更多仍是“跟随” |
“两弹一星”是仿制，不是创新。……创新，是发现新需求，提出新问题，然后去满足它，解决它。——韩健（美国HudsonAlpha研究院研究员，分子鉴别诊断平台技术开发创业者，
科学网博客）
仅就我所具体参加的“两弹”研制中所必需的各种材料，特别是关键材料在整个爆炸过程中的状态方程，就有大量必需的创新工作。
——吴中祥（中科院力学所研究员，“两弹一星”工程亲历者，
科学网博客）
浮躁、夸张、自吹的创新，肯定不是真实的创新，而是对创新的污染。只有真实的创新才是我们最期望的。——邹谋炎（中科院电子所研究员）
7月31日，韩健在科学网发表博客文章认为：《“两弹一星”和“自主创新”都不是创新》。因文中观点悖于传统认知，立刻引起轩然大波。
第二天，“两弹一星”研究亲历者吴中祥提出反对，以一篇《怎能说：“‘两弹一星’和‘自主创新’都不是创新”？!》回应。
之后短短数日，十几篇持各自观点的文章相继出炉。数百位科学网博友跟帖发表见解，或支持、或反对，纷纷加入争鸣。
何谓“创新”的话题就此被推上了前台。
针锋相对
查阅韩健近年发表的所有文章，几乎都与讨论、倡导“创新”有关。有着几十年的科研、创业经历，他认为自己对创新有着独特的认识和实践。
“一提起创新，国内一些人就举‘两弹一星’的案例，可是我不觉得那是真正意义上的创新。”韩健对《科学时报》记者说。
韩健认为，有一个榜样摆在那里，并且这个榜样是可实现的，因此“两弹一星”是仿制，不是创新。对于仿制者，要解决的就是“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事实上，在“两弹一星”成功之前，很多相关研究者均在欧美有过相关工作背景。钱三强、何泽慧、杨承宗均出自法国小居里夫人实验室，并在那里获得很多核物理领域的重大发现；钱学森、邓稼先、朱光亚均从美国归来，在核物理、空气动力学等领域有很深造诣；王淦昌的导师是德国著名物理学家迈特纳……
在韩文仅仅发出一天后，反对的声音接踵而至——首先来自亲自参加过“两弹一星”研究工作的老科学家吴中祥。
已经80岁高龄的吴老在博文中称，“仅就我所具体参加的‘两弹’研制中所必需的各种材料，特别是关键材料，在整个爆炸过程中的状态方程，就有大量必需的创新工作”。
吴老认为，当时美苏对新中国实施“核讹诈”，赫鲁晓夫叫嚣“中国20年内造不出原子弹”。新中国原子弹所有关键技术，基本上都是自主解决的，氢弹更甚。这绝对应该是自主创新，是创新毫无疑问。
其实，毫无疑问的还包括“两弹一星”对于中华民族有着超乎寻常的意义：“两弹一星”是在极度困难的信息封锁下，靠中国人自主技术攻关而成……
事实上，韩健对“两弹一星”的历史功绩并无质疑，不过他依旧在博文中呼吁：
“不把‘两弹一星’当做伟大的创新成果来宣传，也是倡导创新的一个基本条件。……我们整天喊鼓励创新，可实际上却在鼓励仿制。……要让创新成为文化的一部分，成为人们的习惯。”
而吴中祥则另有侧重。他告诫读者，发达国家可能通过诽谤我们的自主创新为模仿、抄袭，来实现压制我们的目的。
因此，要认真执行“自主创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独立自主、原始、集成、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望文生义”
争论第二阶段，多位科教界人士开始在“创新”二字上做起文章。
一些学者持以下观点：自主创新包括原始性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三个层面。
韩健眼中的创新，就是明显的“原始性创新”。从他的创新创业经验来看，识别创新的标准，看其是否“率先提出，并解决了一个问题”，而不是“独立自主地，解答了一个他人提出的问题”。
而吴中祥认为，在独立自主研制“两弹一星”过程中，必定有核心的自主创新过程和成果；虽有榜样，绝不是完全模仿，是创新。或可将其归入“再创新”一列。
美国关岛大学工商与公共管理学院李宁博士将科学家眼里的“创新”和经济学家的“创新”从概念上区分开来。
他由是推导，即使是科学家讨论的“两弹一星”创新问题，也因定义不同，失去了“是或者不是”的答案。
“‘创新’这个词，由于被过度政治化，被过度口号化，被过度大众化，已经完完全全庸俗化了。”李宁在博文中总结道。
提出“创新”一词被滥用的，还有中科院电子所退休研究员邹谋炎。
“国语中本来不乏更贴切和实在的词，例如修改、改进、改良、新尝试、新举措、提高、增强、更新、进展、进步、革新等等，现在统统提升为‘创新’。”邹谋炎说。
既然有如此形形色色的创新，那何种创新是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如何简化和纯洁所谓的创新？什么才是目前中国最值得提倡的创新？
现实大于历史
“今天，党和国家都很重视科技创新问题，投了不少钱搞‘创新工程’、‘创新计划’等等，这是必要的。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创新思想的人才。”
“你是不是真正的创新，就看是不是敢于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而不是别人已经说过的东西我们知道，没有说过的东西，我们就不知道。”
这是“两弹一星”功勋钱学森留给人们的最后一次系统谈话。2005年3月29日下午，钱老在三○一医院对我国的创新人才、创新思想表达了深深的忧虑。
现实情况是，不仅是科学研究，在社会方方面面，国人更多仍是“跟随”。
一位联想公司内部人员告诉《科学时报》记者，美国苹果公司开发出iPhone，我们马上有乐Phone跟进；iPad风靡，我们有乐Pad应对。
事实上，中国的“Phone、Pad”，肯定有不同于苹果产品的自主技术，这是否是“自主创新”呢？在整体理念，也就是“发现问题”的环节上，这些产品可能跟风模仿的痕迹更重。
“大家都是跟着‘热点’走，而很少考虑如何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去争做世界第一。”一位学者如此诠释中国现状。
中国创新之路何处去？生物学家曾杰建议，“不以成败论英雄，而应该以创新精神和奋斗过程论英雄。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创新的氛围和环境。形成一种创新的信仰和文化，是建立创新型模式的关键”。
晚年的钱学森在上述系统谈话中，更是给出了自己的建议：“我们要向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学习它的科学创新精神……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这不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
“两弹一星”的功绩，自有历史评判。本质上，学者们的争论，是指向科教界面临的现实挑战，也就是希望为中国探索一条真正意义上的“创新之路”。
锁定在这样一个目标上，更多的争论，恰恰意味着对创新有更深的理解。
《科学时报》 (2011-08-11 A1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