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炳生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1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现状到底如何?目前,社会舆论对我国大学现状的评价,感觉上是肯定的很少,批评的很多。这导致了很多人有意识地或下意识地认为我国的大学今不如昔。这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直接关系到今后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方向。本文尝试着用一些具体事实和数据,作一些初步分析。
为什么说是大是大非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1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的路线方针政策,到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果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下降,问题很多,进步很少,问题大于成绩,那就意味着现存的高等教育路线方针政策有严重问题,那就需要进行大手术,进行彻底的否定和革命。否则,如果实际情况是成绩为主,进步很大,有问题但不是主流,是瑕不掩瑜,那么,我们就要坚定地坚持现在的教育路线方针政策,并有针对性地对不足的地方进行完善和深化改革。
教育是国家与民族发展的基石,也关系到每一个家庭的切身利益。而大学教育,是整个教育的龙头和重心,因为,对于绝大部分父母和学生来说,大学以前的教育,就是一个基础,是为上大学作的准备。所有与基础教育有关的重大问题——包括公平问题和质量问题,本质上都与高考有关。所以,大学就成了媒体和大众关注的焦点和永恒的话题。
无论是从国家利益出发,还是从公民权利出发,人民大众对高等教育的关注、监督和批评,都是正当的和正常的。大学也应该欢迎这样的监督。对此,不应该有疑问。然而,由于媒体通常对负面新闻更为关注一些,同时媒体报道具有放大效应,因此,一些个案性事件,往往给大众留下深刻印象;一些片面性评价,会引起大众的错觉和误解,也会导致高层决策者的错觉和误解。对于大众来说,这就会引起对现行制度的强烈不满;对于领导来说,就会导致对改革和发展的方向产生误判,就会导致错误的决策,而最终是不利于大学的发展。
评价大学,是件很复杂的事。主观印象,不能算数,而应该用事实和数据说话。而这些事实和数据,应当是总体的、平均的。因为如果用个案说话,那总能找到各种各样的案例,尤其在我国这样一个大国中。
通过以下对一些重要数据和事实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10年来,我国的高等教育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以下分别从人才培养、科技成果与社会服务方面进行分析。
如何评价人才培养质量
人才培养涉及到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是相互关联的。质量问题无疑是核心,但离开了数量,质量就无从谈起。
在培养学生数量方面,我国高等院校的招生数量在1980年只有28万人,以后逐步扩大到1998年的108万人。1999年开始,连续七年大幅度扩招,每年的增加率都是两位数,其中1999年为47%。2005年以后继续扩招,但是增加的速度下降。2010年增加到657万人,其中本科339万人,专科与高职318万人。2010年的招生数量,是1980年的23.5倍,是1998年的6.1倍。在研究生招生方面,发展的趋势大体类似。1980年,全国研究生招生只有3616人,1998年增加到7.25万人。2010年研究生招生计划为53.4万人,其中博士生6.2万人,硕士生47.2万人。2010年的研究生招生数量,是1980年的148倍,是1998年的7.4倍。与此同时,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经从1998年的9.8%,提高到2010年的26.5%。
对于1999年以来的高校扩招,有不少批评意见。其中有些是有道理的,包括在开始阶段,扩招的步子太大太快,引起了很多不适应问题,不可避免地对培养质量产生了不利影响等等。但是,对扩招的批评意见中,也有一些是片面和不正确的,其中最主要的是指责扩招导致了大学生就业困难。高等院校的扩招,尽管有这样和那样的问题,但是从总体上看和长期看,绝对是件好事,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主要理由是:第一,如果现在每年毕业的大学生只有100多万,而不是600多万,他们找工作肯定要容易得多,这毫无疑问。但是,如果扩招出来的500多万人没有上过大学,找工作肯定会更困难,那些辛辛苦苦的“蚁族”们,如果不上大学,很可能连现在的工作也得不到的。第二,大学生即便失业,再就业也比没有上过大学的人,要容易得多。第三,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没有足够的大学生,是做不到的。很难想象,在一个高等教育不发达的国家中,会有高度先进发达的产业结构。我国现有的产业结构中,劳动密集型产业所占比重很大,正是因为过去我国的高等教育不发达,高素质的劳动者缺乏。过去的农村劳动力的过剩,促进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现在的一定程度的大学生相对过剩,客观上会促进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第四,即便不考虑就业问题,上大学本身,就是件很有价值的事,是人自身发展的需要,是社会文明的需要。
如果说对高校扩招的批评意见还是限于少数人,那么,对高校培养质量的批评,则似乎是众口铄金了。对培养质量的直接评判,并非易事,因为对质量的理解和度量,都很复杂。因此,我们通常见到的对大学培养质量的批评,无外乎两种情况:一种是个案,拿个案说事;另一种是主观的、笼统的和抽象的。这两种情况,都不足为凭。
实际上,根据一些可以查证的事实,我国大学的人才培养质量,是不断提高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判断。作出这个基本判断的理由,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教师学术水平明显提高。从学历结构看,近10年来,高校教师中具有博士和硕士学位的比重,从26%提高到44%;其中教授中具有博士和硕士学位的比重,从23%提高到61%,这其中还有不少是在发达国家获得了学位。高校职称评定的标准,有了大幅度的提高。20年前或者10年前可以评上教授的学术成果,现在可能连评副教授都不够。从我国各种国际学术交流情况看,包括发表国际论文、参加国际会议、国际学术组织任职等等,也表明国际学术界对我国高校教师学术水平的评价,有了明显的提高。教师是育人的关键,教师水平的提高,是我国高校人才培养质量提高最坚实的基础。
第二,各种培养设施条件不断改善。这包括教学条件、实验设施、信息网络以及国际交流等。尤其是信息网络的发达,使得学生自主学习的条件极大地改善,学生学习的视野和可能条件,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本校的校园了。
第三,素质教育日益获得重视。尤其是一些研究型大学和重点高校,近年来积极学习国际一流大学的经验,同时根据国情和校情,进行了各有特色的教育改革与创新。
第四,国际上对我国高校学生的评价不断提高。我国本科生出国深造的人数不断大幅度提高,据报道,美国近年来的博士学位获得者中,本科毕业于中国高校的数量已经名列前茅;越来越多的美国一流大学希望接受更多的2+2本科生(头两年在中国高校读,后两年到美国高校读);我国近年来发表的国际论文大幅度增加(下有详述),而大部分的第一作者是研究生,也有少量本科生。这说明越来越多的学生受到了更好的学术锻炼,具备了更高的研究能力,获得了更多的国际认可。
第五,我国近年来取得的各种重大科技成就和举世瞩目的工程项目中,改革开放后培养起来的中青年科技人员,已经成为骨干和带头人。应该指出,无论从哪个方面衡量,我国新一代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物展现出来的学术水平和取得的科技成就,已经明显超过了老一代科学家。例如,在农业科学和技术领域,就已经涌现出了一批中青年科技专家,他们的学术水平、科技成就和已经取得了的国际影响,就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候。在研究型重点大学中,一大批杰出的中青年教师的学术水平和国际影响力,完全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当然,我国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发展和提高是很不平衡的,也存在不少问题,对此,本文后面还有具体分析。
如何评价科技创新与社会服务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10年来,高校在科技创新与社会服务方面,同样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在科技创新方面,国际论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衡量指标。对SCI论文,当然不能绝对化,就像对GDP不能绝对化一样,但是,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指标,证明了研究成果获得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可。
根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的数据,1999~2009年期间,我国发表的SCI论文,从不足2万篇增长到12万篇,增加了5倍多。我国高校发表的SCI论文的增长幅度更大,其在全国发表SCI论文中的比例,从70%左右上升到82.5%。正是由于高校的贡献,我国SCI论文发表数量占国际论文总数的比例,从1999年的2.5%增加到2009年的8.3%,位次相应地从第9位上升到第2位。同时,高校国际论文的质量也在不断提高,2009 年我国表现不俗的论文(论文被引用次数超过该学科世界平均水平)已经占论文总数的15.5%,其中,82%由高校贡献。一些研究型大学的增长速度更快。例如,中国农大1999年发表的SCI论文只有49篇,而2009年已经接近1000篇,同时平均影响因子不断提高,一些成果在国际顶尖科学杂志上获得发表。
国家科技奖励,是另一个重要指标,既是对创新性成果的认可,也是对科技成果服务于社会的肯定。2000~2008年,高校获得的科研奖励在国家授奖总数中所占的比例为:自然科学奖的57%,技术发明奖的68.2%,科技进步奖的53.5%。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大学在基础性研究、应用研究和科技成果应用方面,都已经占据着主要地位。事实上,在我国几乎所有高新技术产业中,都有高校的参与。如果不是我国近年来自己培养出了大批的高层次人才,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是很难想象的。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从纵向分析看,高校本身获得了快速发展;这个发展速度,显著快于国际平均水平;高校在我国科技创新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科技服务方面,都占有突出的重要地位。
如何评价投入和高校债务问题
还有的批评者,对国家对高校的投入和高校债务颇有微词。这些年,给人们的印象似乎是,国家对大学投入了很多的钱,高校的钱很多,花起来大手大脚。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1997年国家用于普通高等教育的财政支出是306亿元,2008年增长为2004亿元,增长的幅度看起来很大。但是,与此同时,高校在校生人数也由317万人增长到2021万人。结果是,大学从国家获得的教育经费,按在校生总人数平均计算,仅仅从0.96万元增加到0.99万元。如果把同期18%的通货膨胀因素考虑在内,实际生均拨款不仅没有提高,反而下降了13%。与此同时,我国大学的师生比也增加了一倍,从1:8增加到1∶16,这意味着老师的工作量增加了一倍。
事实上,面对扩招和学校的迅速发展要求,国家财政投入是远远不足的。近10年来,如果仅仅靠国家财政投入,我国大学是无法取得以上成绩的。由于国家投入不足,高校不得不举债进行建设,包括外债和内债。这些内外债务,基本上都转化成了各种教学科研设施,包括教学楼、科研楼、图书馆、各种实验场所、文化体育场所、学生宿舍等等。这些资产,是国家的优良教育资产,不仅在当前发挥着重大作用,也将在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中继续发挥重大作用。当然,不可否认,也出现过某些不合理建设的案例,但是那只是个别案例,不能代表总体。进一步说,就目前的情况看,还有很多学校,包括中国农大,由于基础极为薄弱,尽管近年来有了很大变化,但是,在教学科研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仍然有很多困难和不足。
如何看待现存的各种问题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也无庸讳言,我国大学中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有些问题还非常突出。这些问题具有显著的相对性、不平衡性和发展性特点。
相对性是指,尽管同过去相比较,取得了巨大成绩和进步,但是,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相比较,同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相比较,同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水平相比较,差距仍然巨大。其中最突出的,是大众的期望值很高,经常拿发达国家的顶尖大学作为我国大学发展的参照标准。按照大众和国家的要求,我们要做的是超越常规的事:是要在发展中国家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而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先进的大学,全部在发达国家中。实际上,尽管我国最好的大学同世界最好的大学比较,仍然有相当差距,但是,已经超越了发达国家中很多比较好的大学;同时,在各种世界大学排行榜中,排在最前列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大学,一定是中国的。而我国的高等教育投入水平,我国教师的薪金水平,一定是在排名相近大学中最低的。
不平衡性是指,总体发展成绩很大,但是各个高校发展并不平衡,有些局部问题和个案问题还相当突出,甚至非常恶劣,严重地影响了大学的整体形象和声誉。现代媒体的发达,使得个案问题具有突出的放大效应。这些个案问题,往往一再被提起,于是不断地强化了人们的印象,很容易使人认为是全国大学普遍存在的现象。还有一点,就是在整体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高校的分异趋势日益明显,国家投入多的研究型重点高校发展得很快,而一些普通学校,尤其是一些新建高校,问题相对更为突出一些。
发展性是指,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水平仍然处于比较低的阶段,高等教育扩张的速度很快,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出现一些问题是难免的。尤其是在扩招的开始几年,扩招的速度过快,而教学资源并不能相应地跟上,有限的资源被大大稀释,难免对培养质量产生了不利影响。在大学教育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的转化阶段中,除了高校自身的不适应,也有社会和学生的不适应问题,一些人还用精英教育的尺子来衡量大众教育,也难免产生一些问题。在急剧扩张期发生的一些问题,会在其后的内涵发展期中逐步得到解决。
问题的存在是客观的,而问题的成因是复杂的,包括大学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大学外部的原因主要有:中小学的教育基础、宏观经济发展、国家教育投入、国家教育管理体制、社会文化氛围等等。而大学内部的原因主要有:师资队伍水平、设施水平和内部管理制度等。
这些问题的解决,不是通过对现有体制的彻底否定,而应当是深化体制方面的改革,同时还急需加大投入,不断改善和完善办学条件。改革仍然是必要的,但是,改革本身并不是目的;出台任何新的改革措施,都要进行严谨科学的论证。否则,用一些似是而非的漂亮口号,用一些不顾常识的胡乱折腾,不仅会误导社会公众舆论,也会误导高层领导决策,从而只能是导致劳民伤财,并且妨碍高等教育的发展进步。我国高等教育未来的改革方向,绝不能用“否定一切”的思维;不讲规律、不讲常识,简单地与现存的制度对着干,不是正确的改革思维和创新精神。
综上所述,我国的高等教育,在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10年来,在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社会服务方面,均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目前虽然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具有显著的相对性、不平衡性和发展性,而绝不是今不如昔。对此,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我们既不能固步自封,也不应该妄自菲薄。我们要按照胡锦涛总书记的要求,“把提高质量作为教育改革发展最核心最紧迫的任务”,以更加宽阔的国际视野,更加坚定的信念,遵循规律,联系国情和校情,坚持正确方向,以科学态度和务实作风,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深化改革和进行创新,不断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和水平。
柯炳生 中国农业大学校长。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农学会副会长、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等。有关研究成果获国家决策部门重视和采纳,并受邀到国际农经大会作大会特邀报告以及FAO、OECD等国际组织作学术报告。获农业部软科学成果一等奖等多项奖励。发表学术论文和政策报告近百篇,出版专著多部。担任中国农业大学校长以来,致力于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和改革实践,在师资队伍建设、本科生和研究生教育改革、大学内部管理制度等方面有所建树。
《科学时报》 (2011-07-19 B4 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