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见习记者 陈彬
●共有14所“985工程”、“211工程”大学校长易人
●在14位新上任的校长中，有8人为“空降”
●有8位校长为“60后”
●在8位“60后”校长中，没有一位出身文史专业
12月9日，在位于广州的华南理工大学举行了全校教师干部大会。教育部党组成员、中纪委驻教育部纪检组组长王立英宣布，任命该校原党委书记王迎军为新一任校长。
此时，距离2012年的到来还有22天。这也成为了2011年里，国内大学校长中的最后一次人事变动。巧合的是，最后一个成为新校长的王迎军也成为国内“985工程”高校中，唯一的一位女掌门人。
跨校调任已成常态
只要稍稍留意一下近几年的高校新闻，就会发现其实每年国内大学里，关于校长的人事变动都不在少数，但总体起伏不大，今年自然也不例外。
记者对最近6年里，“985工程”、“211工程”高校的校长变动情况进行了简单统计，结果显示：在总共116所此类高校中，今年更换了新掌门人的高校数量为14所，比更换最为频繁的2006年少2所，在其余的年份里，2007年的数字为11所；2008年和2009年分别为13所和10所；2010年略高，为15所。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大学校长的人事变动有一个十分明显的特点，即多发生在“重量级”高校：14所高校中，位列“985工程”的就占了10所。相比之下。2006年有9所“985工程”高校完成校长更替，而在最近两年，这一数字最高没有超过4所，这一变化仅仅是巧合还是另有深意，不同的人可能会作出不同的解读。
另外，从近几年新校长的教育背景和从业经历中我们不难发现：校长之间跨校、跨地区交流任职已成常态。
以现任南开大学校长龚克为例，这位出身清华、又有海外留学经历的清华原副校长在2006年成为天津大学校长；在今年年初，他又成为南开大学掌门人。6年间不但实现了“跨区域”，甚至在主管学校的性质上也各有不同。事实上，在今年新上任的10位“985工程”高校校长中，只有湖南大学校长赵跃宇、华南理工大学校长王迎军以及国防科技大学校长杨学军为“内部调动”，其余的均为“空降”任职。
对于以“空降”方式任命校长的利弊，武汉大学老校长、著名教育家刘道玉曾在其一本著作中有过论述。在书中，刘道玉表示为了干部交流的需要进行一些“空降”并非不可，但须遵守三个前提：首先，候选校长需提前一星期到要任职的学校，接触师生、宣扬教育理念，通过全体教授民意测评后方能上任；其次，候任校长必须承诺放弃学术研究和招收研究生；第三，候任校长必须举家搬到任职大学。对比现状，我们不得不承认，似乎刘道玉的理念距离实际还有太大的距离，至少现在承诺放弃学术研究和招收研究生的校长只有赵跃宇一人。
“60后”接班在即？
2000年，1963年出生，时年37岁的展涛来到百年老校山东大学，成为了当时国内名牌大学中最年轻的校长。10年之后，展校长已经离开校长岗位，成为教育部信息中心主任，但他的“60后”同龄人们却开始走上他曾经的位置。
据记者统计，在目前的国内高校中，校长一职还多是由“50后”人群执掌，116所“211工程”、“985工程”高校中，由“50后”执掌的占到六成以上；清华、西工大等7所高校由“40后”执掌，其中1945年出生的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是目前最年长的重点大学掌门人，剩余约30所高校的掌门人则为“60后”新生代。如果分析这一人群成为校长的时间，不难发现“60后”全面接权的时间似乎马上要到了。
依然是以近6年为例，在此期间，共有24所高校迎来了“60后”掌门，而仅在今年和去年履任校长一职的“60后”就达到了13人，占到了所有高校总数的一半以上。如果仅算今年的话，14位新上任校长中，共有8位属于“60后”，这在所有年份中是最高的。不难想象，随着“50后”越来越接近退休年龄，更多的“60后”校长将出现在世人面前。
纵观这些“60后”校长，大部分都是在国内取得博士学位，并以博士后或高级访问学者身份在国外留学进修多年，而诸如天津医科大学校长尚永丰等人，则直接在国外名牌大学取得博士学位。而从进入高校工作的时间上看，基本上集中在上世纪90年代初，多年的海外经历，加之20年的国内高校工作经验，使这些校长们在处理学校事务、决定学校发展方向时，既具有一定的国际眼光，有对国内环境比较熟悉，这对于国内高校发展或许是件好事。
但与此同时，记者也注意到，在今年上任的8位“60后”校长中，有6位校长都是理工科出身，剩余两位为经济学出身的人大校长陈雨露和管理学出身的西南大学校长张卫国。其实细数近6年的24位“60后”校长的出身，也只有西北大学校长方光华出身文史专业，甚至于华中师范大学这样的师范类院校的校长也出身理工。看来，国内高校校长“重理轻文”的专业结构在短时间内很难得以改变。
“个性校长”初露锋芒
提到今年的校长人事变动，有一个人的名字便不能不被提及，那就是刚刚卸任人民大学校长一职，被学生们亲切称为“纪宝宝”的纪宝成。
纪宝成2000年成为人大校长，在其治下，人大近几年发展迅速，他自己也被称为人大“中兴”的关键人物。但纪宝成最被人津津乐道的，还是他敢于“放炮”的个性。仅在近几年，他就曾先后痛批“教育产业化”；放言“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不在高校，而在官场”；并大声呼吁“别让实用主义遮蔽大学精神”，这些，都是很多校长不愿或是不敢讲的。
其实作为社会思想的重要产生和传播场所，大学在某种程度上是应该发挥“扬声器”的作用，而校长作为一所大学的“形象代言人”，他的一些个性和思想也能够产生足够的影响力，因此，如纪宝成这类“个性校长”的存在，对于实现大学的社会价值起着一定的作用，然而纵观近几年到任的校长，似乎有个性者真的不多，能够引发舆论关注的依然还是杨卫、李培根、顾秉林等老资格校长，以及离开校长岗位的顾海良等。
然而今年，这一状况似乎有所改变。
今年11月，上任才一个多月的湖南大学校长赵跃宇，面对3000多名学生正式宣布，在校长任期内，不申报新科研课题，不带新研究生。赵跃宇的“两不”举动所引起的反响直到今日依然没有平息，有人质疑“不搞业务的校长怎么会是好校长？”但更多的人则对此举交口称赞。且不管赵跃宇的举动合理与否，此事已经激发了一场校长在科研与行政之间如何选择的大讨论。
类似的还有同样在11月任中南大学校长的张尧学，不久前也在全校教师干部大会上公开宣布“今后你们有什么事，可以直接找我”。此举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也许由于资历原因，这些新任校长还未能取得与纪宝成们类似的社会关注度，但至少已初露锋芒。
校长任期之惑
今年9月，时任华南理工大学校长的李元元“北上”，调任吉林大学校长。在他之前担任这一职务的正是原山东大学校长展涛。展涛2008年接替赴北大上任的周其凤，成为吉大校长，至他离开仅仅两年的时间。
类似的情况在国内高校中并不少见。记者粗略统计，2006年以来，在“211工程”、“985工程”高校中，共有9所高校出现了两次校长的人事变动，其中约一半校长的任期在2年左右。
当然，国内校长任期长者也并非没有，比如2010年辞世的著名科学家钱伟长，就任上海大学校长一职长达27年；现中国工程院副院长谢克昌也曾任太原理工大学校长15年。只不过，这样的例子在国内并不多见，目前所有“211工程”高校的现任校长中，仅有5位校长是在2000年以前任职的，最早任职时间为1997年。“985工程”高校现任校长中更是没有一位任期超过10年。
早在2007年，国内就曾有调查显示：我国大学校长的平均任期为4.1年，北大、清华等著名研究型大学校长任期稍长，为5.9年。而国外有调查表明，美国著名大学校长的平均任期为12.2年。
2002年，时任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莫斯访问北京大学，在演讲中他提到：“哈佛大学之所以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大学，原因之一就是实行校长长期任期制，由颇具魄力的领导长期任职能使学校更适应变化的新时代需要，而在现有体制基础上不断更新和改进，这是哈佛办学的悠久传统。”
其实不需引经据典，只要按常理分析：作为一所高校发展路线的重要决策人，校长的思路必须长期且连贯，但每个人的理念、秉性和人格终究有所不同，如果短时间内便要更换校长，学校的发展思路必将受到影响，甚至“朝令夕改”的现象的出现也并非不无可能。须知道：只有长远的发展思路才能成就一所“长寿”的大学。
《科学时报》 (2011-12-23 B3 大学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