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龙九尊 通讯员 吴志军 沈基飞
2011年10月，军事医学科学院喜迎建院60周年。面对来自各界的祝贺和欢庆的声音，院长贺福初坦言，军事医学科学院的未来必将更上一层楼。他希望军事医学科学院能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前沿生命科学各个研究领域的先锋。
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家、新中国第二家科学院的院长，贺福初深感责任重大。军事医学科学院是承载国家安危的科技劲旅，它不仅是军事斗争、卫勤准备、科技攻关的核心力量，也是国家反恐、处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突击力量和军队疾病预防控制的主要力量。
贺福初就是在这样的勃勃雄心鼓舞下，从一名默默无闻的学生，一步一个台阶，逐渐实现了少年时代的英雄梦：39岁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47岁担任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
英雄梦
贺福初于1962年出生在湖南省安乡县一个小乡村，幼年时期即聪颖过人。5岁时，大字不识的他却鹦鹉学舌般的背下了“老三篇”——《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和《纪念白求恩》，这是毛泽东写的三篇文章，邻里之间称为一奇。
“我要上学”是贺福初和父母哭闹得最多的事情。贺福初兄妹三人，同时上学让务农的父母倍感吃力。“多年来，我们兄妹既期待开学又惧怕开学。”贺福初回忆说，“开学了，就有书可读；但要交学杂费，我们又感到恐惧。”但无论如何，在父母百般筹措下，贺福初在惊惧交集中开始了求学之路。
中学时期的贺福初异常努力，时常看书至半夜。母亲怜惜他，把煤油灯吹灭赶他上床，但是母亲后脚刚跨出房间，贺福初就已经在被窝里亮起了小手电。贺福初在数理化方面有着令人讶异的潜力，1978年高考时，他拿下了湖南省数理化三科第一名，考上了复旦大学。
“我有必要成为一个‘人物’。”拿着乡亲们一毛、两毛凑来的路费奔赴复旦大学时，贺福初觉得只有成为一个“人物”才能对得起这份重托。随之，这一朴素的想法激荡出他的精英意识。
此时的中国正处于划时代的转折点，从政治斗争中解脱出来的国家急需追求经济的强盛。贺福初意识到，这需要一大批精英投身其中，他应该成为其中一员。
“中国必须走向强大，必须走向强盛，必须走向自立，而在这种强大、强盛、自立的过程当中，必须要有一批精英，必须要有一批以身许国的强者。如果没有一批英雄，这个民族不可能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而在这批所需要的英雄当中，我觉得我自己应该成为一个英雄。”贺福初回忆道。
于是，怀着“成为一个英雄”的抱负，贺福初踏上了复旦大学的求学之路。但与这个伟大抱负极不相称的是，他身着一件奇异的衣服：用染色化肥袋缝制而成的衣服。“我当时在经济上非常拮据，甚至连一件新衣服都买不起。”贺福初回忆说。
复旦大学是个好地方。贺福初在这里碰到了谈家桢——遗传学之父、诺奖获得者 Thoman Hunt Morgan（摩尔根）的弟子。成名之后，贺福初在多个场合毫不掩饰地谈及他对谈家桢的敬仰与感激之情。这毫不奇怪，正是谈家桢精确地将他引入科学殿堂。
最初，好不容易跳出农门的贺福初对遗传学专业大为不满。“知识的荒芜和乡村的闭塞，使我浅薄地将‘遗传’与‘育种’等同。”贺福初几次想换专业，但都无功而返。而谈家桢的一次遗传学讲座扭转了这个沮丧而落寞的湖南小伙。
“虽然不能说自此我就爱上了遗传学，但谈老的一席话确实让我隐约地感受到了遗传学的博大精深、经要妙思与远大前程。”于是，贺福初“浪子自此回头、游子从此埋首”。
但贺福初并不是个“好学生”。他不大喜欢去上课，考试时却喜欢发表观点：回答试题时，除了写上答案，有时还在试题旁边打个附注，写上一些答案之外还想说的内容。
“我摔的跟头比别人要多得多，都是和离经叛道有关的。”贺福初回忆大学生活时说。
1982年，贺福初从复旦毕业，他听从了盛祖嘉教授“留在国内可能机会更多”的劝告，没有赶“出国热”，而是留在国内深造，不过阵地从复旦大学转到了军事医学科学院。
梦想照进现实
正是在军事医学科学院，贺福初开启了他的远大前程。
1985年，贺福初获得生物化学硕士学位。1987年，著名的实验血液学家、中科院院士吴祖泽正在物色人手，准备开展分子生物学研究，贺福初这位个性桀骜的年轻人进入了吴祖泽的视野。
不过初学试验血液学，面对“层出不穷”的造血生长因子，贺福初感到一头雾水。慌乱之间，他突然想到谈家桢多次引用的一句名言：不从进化的角度看问题，生物学的一切将是无意义的。
“于是，我尝试从进化的角度，对这些因子进行分析、归类。”几年过去，到1993年时，贺福初相继“幸运”地发现“细胞活性因子的发育相关进化”、“相互作用分子的协同进化”、“mRNA编码区与非编码区的协调进化”及“物种演化中的分子减速进化”等规律性现象。首次从分子水平上发现最基本的生命现象——发育与进化统一的重要证据，从而填补了该理论领域的部分国际空白。
1995年，蛋白质组学在国际上首次提出。它力图阐明各种生物基因组在细胞中表达的全部蛋白质的表达模式及功能模式。作为生命科学与生物高技术的新一代引擎，蛋白质组学将带动大量相关学科领域的快速发展，为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大的科技原动力和战略性基础性支撑。
贺福初敏锐地感觉到，这个领域将成为21世纪各国争夺最激烈、最重要的战略制高点之一，必须抓住机遇，才能掌握主动。随后，他将巨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蛋白质组学的研究当中。
时间到了2001年，贺福初和他的课题组已经取得一系列让外界惊讶的成果：发现并克隆肝细胞生成素（HPO），揭示其基因调控机制，研制其重组品，发现其受体及两条信号转导通路；揭示人胎肝、成人肝转录组及其蛋白质组，从中发现500余种新基因、新蛋白质；发现中国常见恶性肿瘤及慢性肝炎等的易感基因十余种……
“科学只承认第一。”这是贺福初的座右铭。最初他把这个座右铭贴在实验室里，后来索性制成一个大大的横匾挂在实验室最显眼的位置。以此为志，他夜以继日地刻苦学习、勤奋工作，向无数个“第一”冲击。
正是在这一年，39岁的贺福初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成为当年最年轻的院士，光环耀眼。
当选院士之后，贺福初认为院士头衔应成为新的平台，借此可以做一些大事。他决定在新兴起的蛋白质组学研究中乘风破浪。
2002年，人类蛋白质组研究组织（Human Proteome Organization）启动。几番激烈争夺之后，最终由贺福初担任人类肝脏蛋白质组计划（HLPP）负责人，他也是我国领导如此大型的国际研究计划的第一人。
伴随着科研的收获，贺福初2002年晋升少将，2003年任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2005年当选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创立北京蛋白质组研究中心并担任主任，2009年任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
二次腾飞
作为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贺福初希望，军事医学科学院在他的带领下实现二次腾飞。
虽然军事医学科学院是一个面向军队的研究机构，但凭借其在医学科学上的实力，它在中国应对重大传染病爆发和大范围流行病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它还定期参与到全球重大自然灾害的国际救援活动中。
在军事医学科学院往日的辉煌中，贺福初最引以为傲的是抗疟药物复方蒿甲醚的研制，这是从青蒿中提取出来的药物。根据诺华制药公司的年度报告，复方蒿甲醚是目前全球第一位的抗疟药物，每年用于治疗2000~3000万人，并挽救了全球数百万人的生命。
2003年SARS爆发，军事医学科学院第一个分离出了SARS的冠状病毒，很快就建立了诊断方法，并研制了治疗药物及防护设备。当年4月份，胡锦涛主席参观该院时，感谢他们“为党分忧，为民解难”。
2005年，H5N1病毒的高致病性和高致死性让人为之恐慌。“我们报告中央，不用担心，我们已经研制出了治疗H5N1高致病性禽流感感染的抗病毒药物。”贺福初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对他们在多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的充分准备和快速反应给予了充分肯定。
就任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时，贺福初强调自己的理念是“大院、大师、大奖、大为”。简而言之，就是要使军事医学科学院成为医学科学研究的中流砥柱，出大师，拿大奖，做出大作为。
“我认为作为一个领导者，应具备将人民引导至新方向的才能；我希望通过军事医学科学院带领蛋白质组学研究领域不断向前发展。”贺福初说。
《科学时报》 (2011-11-07 A1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