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基于常识的观点认为，学生对旧学科范式的把握程度，是其能够创造新学科的基础。以上认识存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悖论，创造新学科所要突破的恰好是旧学科的范式。因此，在旧的范式中学习越多、掌握得越精确、取得成功越多的人，陷入旧的范式陷阱越深，越难跳出陷阱而作出创造。
□本报记者 孙琛辉
在金庸小说《鹿鼎记》中，冷兵器时代趋于结束，热兵器时代的手枪出现了。一名十几岁的孩子，经过不到一个月的训练，就能用手枪威胁一位花四十二年修炼出“一指禅”的禅师。这个情况显然和俗语“天道酬勤”大相径庭。
在近日举办的北京大学教育论坛上，北京大学教务部副部长兼元培学院副院长卢晓东作了《试答钱学森之问——创新人才培养的三项改革》的报告，他基于科学哲学中“范式”的概念，就《鹿鼎记》的例子提出“范式陷阱”。他认为，在旧的范式中学习越多、掌握得越精确、取得成功越多的人，陷入旧的范式陷阱越深，越难跳出陷阱而作出创造。
“范式”一词是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Kuhn）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的关键概念，该书首次发表于1962年。卢晓东介绍，构成一种范式的是某一特定科学共同体成员们所采纳的一般性理论假定和定律，以及应用这些假定和定律的技术。范式包含三个重要部分，第一部分是明确陈述的基本定律和理论假定，第二部分是将基本定律应用到各种不同类型境况中去的标准方法，第三部分是一些非常一般的形而上学原则和方法论规定。一门成熟的科学是由一种单一的范式所支配的。
库恩在创造范式这个概念后，指出了科学进步的途径：第一步，由前科学进入常规科学阶段，在常规科学阶段范式逐步明晰，科学家在范式内从事解决难题的活动；第二步，由于根本性的问题不能够得以解决，爆发科学危机；第三步，产生科学革命，旧的范式被打破，新的范式得以创立。然后，科学发展会进入新的常规科学、新的危机、新的科学革命。
“相对于尚未诞生的新学科而言，所谓旧学科就是我们当下的常规科学，其中的范式就是我们目前教科书所传达的知识核心。目前基于常识的观点认为，学生对旧学科范式的把握程度，是其能够创造新学科的基础。”卢晓东说，“以上认识存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悖论，创造新学科所要突破的恰好是旧学科的范式。”
所要突破的东西如何能够成为新学科范式的基础呢？卢晓东提出质疑：“如果学生对旧的范式非常熟悉并精确掌握，他是否会对旧的范式产生某种信赖（而非怀疑）、甚至信仰因而不愿意、或者说更加难以突破旧的范式呢？”
卢晓东提到，当今在信息科学和技术领域中多个具有革命性的创新领导者都是大学未毕业者（退学者），包括微软总裁比尔·盖茨，苹果公司前首席执行官史蒂夫·乔布斯，甲骨文公司总裁拉林·埃里森，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戴尔首席执行官贝尔，以及拍出《阿凡达》和《泰坦尼克号》这两部全球票房前二位、同时正在引导电影史中3D革命的导演卡梅隆等。在卢晓东看来，没有通过现代大学持续深入的学习而陷入旧范式之中，是他们创造性得以充分发挥的基础或前提。
由此，卢晓东提出四个猜想。第一个猜想是：大学生学习量太多使学生陷入范式陷阱而难有创造力的发展。他列举了北京几所高校的学分要求，北京外国语大学应用英语专业毕业的教学计划折算学分接近217学分；北京联合大学的毕业学分要求是200学分左右……
美国的大学在可比情况下（学时学分对应数可比），本科毕业学分要求一般是128学分左右，日本2000～2010年间已经有1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本科毕业学分要求一般在124学分左右。“横向比较，我们的学生确实学得太多，这也许使得他们陷入范式陷阱越深而难以有创造力的原因。”
从我国高等教育的历史纵向比较来看，西南联大本科毕业应修的学分数是132学分左右。
“学校设置的课程越来越多、越学越难，而学生的创新能力反而变弱了。怪圈的原因何在？正是范式陷阱在作怪。”卢晓东对此提出以下改革建议：以减为加。建议教育部出台统一的法规，将本科毕业的学分要求降低到120～140学分之间；在此之前，各个大学可以先行开始减少本科毕业应修学分要求。
第二个猜想是：目前我国考试以趋同性思维为主，特别是高考。趋同性思维的试题，会使学生陷入范式陷阱。而发散性思维的试题，会促使学生怀疑态度的养成和想象力的培养。
卢晓东提到，与趋同性思维紧密相连的考试制度包括教育部正在推行的某些研究生一级学科统考。当各高校自行出题时，题目保持了相当的多样性，离范式陷阱远一些；而教育部统一出题时，全国的学科教育便开始构架一个深深的范式陷阱。这一政策与部分高校为提高考研率对学科考试的反复训练联系在一起，显然不是在培养创造性人才，而是在培养一些短期得意的范式陷入者。
第三个猜想是：百分制的给分方式趋向于使学生追求更加精确的知识，学生对既有知识和范式过度精确的追求容易陷入范式陷阱。卢晓东推崇用宽泛的“等级”评分制度取代精确的总分。
1886年，哈佛引入字母等级的评分方式，进而以4分制为基础进行绩点排序。卢晓东认为，这可以淡化学生对过分细化成绩的追求，如学生不会为追求99和91分之间的细微差别而过分努力。因为这两个成绩的绩点相同。
第四个猜想是：学生奖励体系，特别是奖学金体系如三好生评选、奖学金评审等，都在奖励学习得非常精确、在现有范式中沉浸过深的学生。
卢晓东说，中国大学奖学金制度成绩占60%以上，而剑桥大学奖学金制度与成绩无关。剑桥的奖学金设立原则、评价标准、评选程序和经费用途，都鼓励学生开展原创性、前瞻性、基础性研究，学生可依据专业和兴趣主动申请并提交研究计划。
“如果将我国大学的奖学金从奖励学习成绩，转变为奖励创新，才能有助于我们的高等教育体系更好地培养出创新人才。”卢晓东总结道，创新需要一定的基础，但过多的、被加强的基础，那些学生全面继承的旧的知识体系，反而会制约创造力的发展。
《科学时报》 (2011-10-25 B1 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