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科学进步奖，我现在确实没法相信了。”在全国政协科技和科协界别联组讨论会上，
林惠民委员一语惊会。
这位62岁的中科院院士、权威的计算机软件与理论专家说他曾获邀评审某项目，结果却发现报奖材料内容是虚假的。
2009年，西安交通大学6位教授联名举报该校一位长江学者造假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查实后，这名长江学者被解除该校国家级工程中心副主任职务，同时被撤销博士生导师资格。
今年两会，又有多位来自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代表委员呼吁：要加大力度，彻底改革科技奖项评选机制，结束当前的造假获奖乱象，从而维护科技奖励的公信力，实现科技评价体系的公平公正，否则，将严重挫伤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损害国家的创新精神。
“跑奖”现象依然存在
“现在拿一个奖去推销，连企业家都怀疑，人家会问：你们花了多少钱评这个奖？”林惠民的话引起了广泛的共鸣。有委员说，对于科技奖存在的问题，社会公众已经心知肚明，这是很糟糕的事情。
委员们的这种体会，在科技界普遍存在。九三学社主要面对高校教师和科研院所的科技人员做了一次调查，在7699份有效样本中，70.3%的被调查者认为目前我国科技成果的鉴定和评奖结果“既取决于成果的水平，也需要一定的公关活动”，仅有12.5%的人认为“主要取决于成果的真实水平”。
今年2月，中国工程院院士
王梦恕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评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和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三大奖时，“找评委本人、评委秘书、评委亲戚的都有，我也遇到过。”
“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评委的时候，就有人找来了。”他说。
有报道称，有些科研单位每年都拿出几十万元到北京来“跑奖”，一些单位的科技处处长，一年中甚至有半年时间是在北京专门“跑奖”，“常年跑奖的单位基本都是获奖的大户”。
2009年两会期间，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北京大学校长助理
马大龙委员就曾直指目前的科技奖“耗费了行政资源，影响科研工作”。
他说，各地各单位为应对频繁的奖励申报与推荐，耗费了很多人力物力财力。一些科研人员一方面不得不频繁地从事“成果包装”、“人情公关”等事务，另一方面又在拼命追赶科研进度，“长期处在这种状态下的科研人员身心疲惫，连专心从事科研活动都难以做到，更别说创造出一流的成果了。”
当然，科技奖励的问题并不限于此，论资排辈、行政领导侵占他人科研成果、评审鉴定走过场、科研人员急功近利、夸大成果追逐奖项等问题普遍存在。
马大龙认为，这种问题还未从根本上得到缓解。
改革仍需加大力度
去年两会时，马大龙的发言主题是“维护科技奖励尊严，深化奖励制度改革”，建议适当延长科技奖励评奖周期、减少面向市场的成果奖项比例、降低奖励的荣誉导向等。
两会后，科技部向他作了反馈，介绍了改革情况。
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延长了申报年限，此前我国科技奖励参评项目的最低完成年限仅为一年。
但科研成果需要较长时间的检验才能有客观公正的评价。马大龙说，以诺贝尔奖为例，1901年到1980年间，获奖科学家从做出重大成果到获得奖励的平均间隔时间为13.85年，其中间隔5年以上的高达86.26%。
修改后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实施细则》将成果完成后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三大奖的时限由一年延长为三年，这点让马大龙比较满意。
他还建议精简部门和地方设置的科技奖励，因为目前全国有数十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和数百个受政府部门委托的行业协会设置了科技进步奖，奖项分级多达三级，每年奖励项目数万项，获奖人员达数十万人，人均奖金不足千元，激励效果大打折扣。
马大龙的理想目标是国家仅评几项大奖，剩下的全部交由社会评选。
但科技部回应说这方面还存在争议，因为部分科技人员仍然非常在乎这些奖励，并非所有人都赞成取消。
马大龙说，历年来，国家最高科技奖和三大奖的一等奖基本没什么争议，有争议的是下面的奖项，“这说明数量多了，质量也没那么高了，即使没有造假，咱们国家的科技水平就真有那么高吗？虽然报奖材料里这个写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那个说解决了世界级难题，但这些奖项又有哪些能拿到国际上比？实际上有水分。”
他认为这是环境使然，“科技奖能带来巨大的社会和经济利益，才使得许多科研人员不愿意减少奖项。”
对于他反映的科技奖励获奖人员论资排辈、论行政级别排位现象严重问题，科技部的回应是将严格评选程序，加大资历审查的力度。
马大龙觉得，在评选机制上还是有些进步的。他观察了近两年三大奖的评审过程，发现确实吸取了过去的教训，评审过程更加严格，取消了评审专家跟报奖人面对面的答辩，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人情公关的可能性，“随机双盲遴选专家”和“封闭管理网评工作”等评审机制的完善，也使得评选更加公正，但需要改革的地方仍然很多。
国家的归国家，社会的归社会
科技奖到底该怎么评？中国科学院院士、四川大学教授
刘应明认为，应该是国家的归国家，社会的归社会，市场的归市场，“最好能由行业协会、学会等社会团队和组织来评。”
他说，三鹿集团凭借“新一代婴幼儿配方奶粉研究及其配套技术的创新与集成项目”获得2007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可后来却出现了那么大问题，严重损害了国家科技奖励的尊严，“如果交由奶业生产企业或市场里自生的行业协会来评，业内人可能会更加了解内情，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即使出了问题，也不至于对国家科技奖造成损害。”
马大龙也认为，逐步减少甚至取消一些国家奖励，交由行业协会和社会组织评选，是公民社会成熟的标志。“如果国家介入太多，奖项出现问题，将造成国家公信力下降，这是很成问题的。”
现在的问题是，由行业协会、学会和社会组织评出的奖项也难以服众。“很多协会都是由官员或退休官员当一把手，还是行政主导。”马大龙说，问题的根子在于学术共同体的过度行政化，行政人员不了解学术共同体内的情况，只能用量化的标准去衡量，而科研人员又不得不跟从，因为行政人员掌握着资源的分配权。
“归根结底，学术行政化还是最根本的原因。”马大龙说，从专业人士的角度看，在我这个领域谁是顶尖的我一清二楚，即使他没拿过什么奖项，“而真正一流的科研人员往往也不热衷于报奖；很多热衷于报奖的，反而是那些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事的。”
“科技奖励如果不能真正评选出一流的成果和一流的科研人员，反而让二流、三流的人得奖，这是很可怕的。”马大龙说，有必要认真反思我国的科技奖励制度，彻底深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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