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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跑奖、虚假包装 国家最高科技奖能否“守身如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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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害怕自己不“活动”，被别人“活动”了吃亏。 如今很多科学家，院士、教授都有官职，但纯粹的学者到最后都是很难发展的，所以中国会出现学术行政化，行政学术化。 相关单位每年拿出几十万到北京来跑奖的事情比比皆是，而常年跑奖的单位基本都是获奖的大户。一些地方单位的科技处处长一年中有半年时间是在北京专门“跑奖”的。
“为什么每年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科学家都是80多岁的老科学家？这些科学奖是如何评出来的？”1月11日，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刚刚闭幕，相关奖项结果刚一公布，记者就在网上发现很多网友的疑问，甚至有一些网友透露，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者其实在几年前就已经内定了。
难道在最权威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评选中真存在问题吗？
“其实，国家最高科技奖近两年都是颁发给80多岁的科学家是有其合理性的。”一向敢于说真话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梦恕告诉《北京科技报》，因为它是对科学家一生科学事业成果的肯定。如果有年轻人马上能拿到这个奖，反而不正常。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都是各个学科的开创者，都是大师级别的人物，年龄自然偏大。
王梦恕坦言，现在的教授、学者和老一辈科学家还存在很大差距。“现在的教授、学者只能称为是工匠级别的，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做出一些成绩，但在研究的大方向上、宏观上他们往往把握不住，不知道该研究什么，怎么研究，结果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浪费大量经费，急功近利，作风浮躁的现象普遍。
曾经参与2003年最高科技奖评选工作的王梦恕回忆，那一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评选过程是非常公正的，没有受到候选人和评选委员会专家私人关系的影响。
当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候选人是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刘东生院士和建筑界“泰斗”吴良镛院士。刘东生由于发现了黄土体系，对西北地区非常重要，他常年在西北地区搞一线的研究，条件非常艰苦。另一位候选人是与王梦恕私人关系很好的吴良镛，他一直在研究古建筑与西洋建筑怎样结合的问题。但是，评委发现当时在国内整个建筑领域在中西结合方面做得不太好，大量古建筑盲目跟风西方建筑，搞得很乱。
“我们也知道吴良镛本身也很反对盲目跟风西方建筑的现象，但是，一个人的力量毕竟太小，控制不住全国的局势。所以最后我们还是决定推刘东生，因为他的研究对后人起了很好的引领作用，是一个榜样，但是在建筑界，没有一个完整的体系，没有形成共同的理念，我就没有推选好朋友吴良镛。”王梦恕说。
所以，王梦恕认为，在评选最高科技奖的时候，首先看候选人研究方向是不是开创性的，能否起到学科的奠基作用。一般情况下，学科的开创人、奠基人应该在评选中是优先考虑的。
“我知道，在个别国家科技奖项的评审过程中，有一些地方省市单位为了能够多评上国家奖，拿着钱专门来北京有关部门‘活动’，他们称之为‘跑奖’。这在科技界不是什么秘密。”1月13日，就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召开后的第三天，李进鸿告诉《北京科技报》，他曾在国家科技奖励办公室所属的中国科技奖励杂志社工作多年，深知国家科技奖评选的一些“潜规则”。由于看不惯其中的黑幕，愤然辞职，现在在一家时尚杂志社供职。
李进鸿说，因为工作关系，他与一些地方科技厅、单位科技处的负责人很熟悉，以往在评奖之前，这些单位的负责人经常找到他，希望他能够在有关部门“活动”一下，让他们单位能多评一些奖项。
李先生所说的，存在“跑奖”现象吗？
但对于与最高科技奖并列的另外三个奖项：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和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的评选，王梦恕认为确实存在一些不正常的现象。
“找评委本人，评委秘书，评委亲戚的都有，我也遇到过。”王梦恕坦言，很多人只是寻找心理安慰。
“单位每年拿出几十万到北京来跑奖的事情比比皆是，而常年跑奖的单位基本都是获奖的大户。”李进鸿说，他认识的一些地方单位的科技处处长一年中有半年时间是在北京专门“跑奖”的。
为什么一些单位热衷于评选国家自然科学奖呢？针对记者的疑问，李进鸿说，“如果评上国家自然科学奖等奖项的话，就会给单位和个人带来一系列的好处，可谓‘一举多得’。”
比如，相关单位在以后申请科研经费的时候，上级部门就会进行政策倾斜。而作为个人来说，一旦自己的科研成果被评上国家奖，那么，先进工作者，青年科学家等荣誉就会接踵而至，以后再申请课题经费的时候相比其他人来说，也会相对容易一些。而对于专门负责“跑奖”的人来说，政绩也是支撑他们“背井离乡”大半年，在京活动的精神动力。
李进鸿告诉记者，一位“获奖大户”单位的科技处处长在庆功宴上告诉他，其实，来北京“跑奖”也是被逼无奈。作为一个拥有雄厚科研实力的单位，由于之前没有认识到“跑奖”的作用，只闷头做科研，眼看着一大批甚至在国外处于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名落孙山。而相比之下，其他单位一些并不十分优秀的科研成果纷纷获奖。这才让他们意识到获奖原来需要“攻关”，需要“包装”，需要让科委的领导和评审专家了解到你的科研成果。
对于“专门‘跑奖’的人来说，他们一般很早就能通过各种关系从内部知道评审专家的手机号码，家庭住址和工作单位。“剩下就是要展现我们的公关能力了。” 李进鸿笑着说。
“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评委的时候，就有人找来了。”王梦恕对评委信息泄露非常反感。
原国家科委秘书长、原国家海洋局局长、全国政协委员张登义曾就我国当前的科技评价体系进行了深入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57.0%的委员认为，目前我国科技评价活动存在着“重形式走过场、重数量轻质量的倾向”；56.3%的委员认为“科技评价结果使用不当，助长了急功近利、浮躁浮夸等不良风气”；55.0%的委员认为“有重人情拉关系、本位主义等现象，影响了科技评价工作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其中：委员们认为科技评价活动“规范、公正”的比例为零!
北京大学马大龙教授曾经在两会期间大声疾呼，我国的科技奖励评奖周期普遍较短、数量较多、范围较广，由此导致了奖励质量难以保证、耗费行政资源、影响科研工作等问题。一些科研人员一方面不得不频繁从事“成果包装”、“人情公关”等事务；另一方面又在拼命追赶科研进度，不少人身心疲惫，别说创造出一流成果，就连专心从事科研活动都很难做到。而对奖励的过分追求，则扭曲了奖励的导向作用。
与诺贝尔奖奖励不同，中国的国家奖项主要是奖励给项目团队的，但也因此让这个利益集团更复杂。比如现在很多领导的名字会出现在获奖团队中，但事实上他可能只是起到了组织的作用，跟项目本身又有多少关系呢？马大龙认为，目前科技奖励获奖人员论资排辈、论行政级别排位现象严重。例如，2008年度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一等奖全部11项非集体奖励的第一获奖者，只有一位没有担任任何行政职务。根据九三学社最近进行的一次近万份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超过一半的科研人员认为科技成果获奖人排序优先照顾的是行政领导而非实际突出贡献者。马大龙指出，应当适当延长评奖周期，奖励重点要回归科研人员。
复旦大学光科学与工程系的陈良尧教授也告诉记者，“目前评审材料都是由申报者提供一级一级上报的，但那些申报成果的很多数据并不公开。这就缺乏了有效的监督。”
陈良尧说，参评项目首先要具备真实性，原始创新要有论文、有笔记，要有证据证明这种想法是你第一个想出来的，像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他早年的研究故事都是被公开的。
“我经常碰到这种情况，收到很多评审资料，实际上凭我的经验，很多成果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并没有用到，产值是来自其他技术的，甚至是从外面引进来的。”陈良尧说。
另外，在一些申报者的材料中还会看到社会上流行的“虚假包装”的痕迹。
陈良尧告诉记者，有人在申报时表示，自己的成果是由哪个院士，哪个著名的研究所鉴定的，更有甚者说诺贝尔奖获奖者曾写信支持该成果。
“但是他们并不能拿出诺贝尔奖得主的亲笔信，那么评审委员会是不是应该向诺贝尔奖得主核对亲笔信呢？”陈良尧说，现实中，有一些科研工作者把这种很虚的说辞作为自己成果的旁证，却没有看清科学是要讲数据和论证的。
“所以这种由申报人自己准备的材料很多是有水分的，在得了奖之后就会有人产生质疑：核心数据都在奖励办公室，有多少经过了核实？有没有受到过知情人的举报？这些信息目前都没有公开。”陈良尧说。
此外，我国的国家自然科学奖等奖项的评选过程依据也不科学，还存在只看外表不看内容的弊端，评委还是只看发表期刊的权威性和引用次数。
“论文好不好不一定以杂志为标准。诺贝尔奖得主的论文不一定是发表在很好的杂志上的，像去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高锟的论文发表的杂志都是二三流的杂志，引用次数也不多，要是在中国绝对评不上。”陈良尧说，事实上，论文最关键的是内容，内容才是获奖的理由，但很多评审没有仔细阅读论文内容，分析论文内容是对的还是错的，哪些是积极的，哪些是消极的，对我们有什么影响。
另外，陈良尧指出，在国家科技进步奖评选过程中，在填写科研成果创造的产值的时候，大量存在“注水”现象，相关评委也很少去核实参评者创造产值的真实性。
因为，在国家科技进步奖评选过程中，除了看创新还要看是否有经济价值，有很好的创新成果，如果不去推广就没有经济价值，就得不到奖，因此有一部分人就作假，而且比例相当高。
“这是违背国家设立这些奖项的初衷的，国家是为了鼓励研究，希望科技成果对社会能有所回报，但如今这么多奖，到底有多少跟国家科技进步有关系，相关度有多少，哪些国家的核心技术是依靠这些奖项产生的，结果是遗憾的。”陈良尧说，当初在资源比较少的情况下，国家用这样的奖励办法提高大家的积极性，这个出发点是好的，但是现在它的促进作用被过度使用，其实很多东西不需要太多奖励，更不应该用奖励获得利益。
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主任邱均平教授告诉《北京科技报》，其实，所有这些反映的还是科研环境、氛围的问题。
“为什么国内这么多优秀的学生都去考公务员？”邱均平说，因为国内的利益分配是官本位的。公务员、小小的官职可以得到很多资源，很多收益。如今很多科学家，院士、教授都有官职，但纯粹的学者到最后都是很难发展的，所以中国会出现学术行政化，行政学术化。
“现在整个学术界的学风不正，造假、剽窃，问题比较多。高校，研究院，没有建立有利于科研、有利于创新的组织形式，内部组织结构都还是很早以前的。像台湾的高校，教学由系来组织，科研由研究所来组织，但在大陆，研究型大学没有研究型机制，研究所、研发中心都是虚的，挂个牌子实际并不承担研究项目，有的就几个老师，有的甚至一个老师都没有。此外，目前高校的重点工作是教学，尤其是扩招之后，有的学校学生增加了两倍，那么导师只能忙于教学，怎能有时间搞科研。”邱均平说。
跑奖、资料注水、虚假包装、论资排辈，这些在国家科技奖评选过程中暴露如此多的问题，如何解决呢？
陈良尧认为，首先，要增加国家科技奖励办公室的规模和人数，不仅能减轻目前十分有限的工作人员的评审强度，更重要的是使他们有较充裕的时间和精力更细致地关注评审过程，提高获奖项目的评审质量和信誉度。
其次，有必要适当延长评审时间，尤其是对于极有争议的候选项目更应如此，毕竟被奖励的优秀科技项目不仅在过去，更在未来的很多年里都将发挥积极的作用。
此外，高质量的科技获奖项目的评审过程需要消耗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包括开小型座谈会，实地考察、实物观察和测量，有关媒体采访，实验数据分析和重复，解决争议等。而与大多数获奖项目的科技投入强度相比，用于这些项目的评审过程的成本太低，因此，不得不被迫压缩和限制了许多必要的评审环节，这不利于优秀科技成果的遴选，也是评奖人员产生评审误判的原因。
而对于科技奖励中的论资排辈现象，马大龙建议应当强化对候选人相关条件的审查、加强推荐把关等，将奖励重点回归到那些有突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身上。
“我建议科技部在评选国家科技奖项的时候应该设有专门的道德委员会，一旦发现问题，马上宣布相关责任人学术上‘死刑’。”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周寄中强调。
周寄中认为，如今，完全不图名利搞科研的人太少了，因此很多人都想去争个奖，但是即便争奖是为了获得名利，只要能激励学者去搞研究，不损害他人的利益，也是无可厚非的。但对于成果造假、学术腐败的，国家奖是设有专门的道德委员会的，每年都会惩处一批人。像今年北京市科技奖的评审，材料写得非常严格，如果出现填写材料情况不实、有举报的，一经查证，将判“死刑”。应该说这么做还是有效果的。
王梦恕认为，其实在科技奖的评选中，国家的政策导向在其中也是很重要的。曾经在评选一个青年科技奖时，59选8，其中有一个西宁的女同志，做青少年科普教育的，工作很有特色，但她并没有取得过多么大的成绩。另一个女科学家，得了15项奖，从成果上来说，应该评后一个，但评委还是最终选择了前一个。“因为现在国家需要推动科普教育的发展，她的精神难能可贵，不一定谁的本事大就评谁。”王梦恕说。这种国家政策倾斜的现象在两院院士评选中也发生过，有广西、贵州等西部地区的候选人可能条件不一定比别人好，但还是评上了，这就是国家地区性的平衡需要，例如要向西部倾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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