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国家在鼓励科技创新方面投入了不少钱，各种奖项开销也很不少，现在全国省部级的科技评奖每年就有六七千项，获奖人数也是数以万计。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个国家有像我们这样类型多、频率高，这么兴师动众，耗费大量人力、财力、物力的科技评价活动。由于这些评价结果与单位部门的业绩面子，乃至个人职别晋升、生活待遇挂起了钩，就难怪大家乐此不疲了。但实际上，每年进入国家统计系统的几万项科研“成果”，有九成没有实现转化，那就意味着与国计民生相去甚远。
由于实行了具有明显倾向性的奖励政策，中国大陆学者在境外发表的论文数量这十多年来也大幅增加，但绝大多数影响因子很小，即质量不那么高。根据权威的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全球竞争力报告》（《洛桑报告》），最近几年体现我国国际竞争力的科技发展若干指标有升有降，其中有关科学教育状况、基础研究、技术开发和应用等指标仍然没有大的起色。我国科技能力与创新型国家的主要差距是：关键技术自给率低，发明专利数量少，科学研究质量不高，尖子人才比较匮乏，当然还有科技投入不足等问题。
任何奖项都旨在激励，但究竟要奖励什么，其实未必一清二楚。看看我们的科研评价体系（除了评奖，还包括立项、考核、晋升等等评价），是看你发了多少文章，换算成某某系数，再打上精确到小数点以下的分，一篇核心刊物文章“值”多少，一篇SCI文章“值”多少。且不说拉关系，走后门，以及各种名目的腐败手法，这种评（价）奖（励）客观上鼓励大家千方百计“包装”成果，大搞形式主义，化整为零，变简为繁，数量多多，质量平平如也。问题是，靠这种用数字游戏堆砌起来的“粗放式”科研生产，就算做“大”了又怎么样？！而且，我们的许多科研评奖与评“五好”、“十佳”差不多，排排坐，分果果，科学活动以外的人际关系、利益协调关系有相当大的比重。
这里涉及两个问题：一方面，作为个体的科技工作者，既然是“理性人”，似不必要求每个人都成为淡泊名利的谦谦君子；另一方面，科技体制，特别是有关评价所作出的制度安排就具有明确的导向作用，但我们不能不承认，现行的行政管理化评价体系，加剧甚或放大了科技活动急功近利的倾向。
对于科技工作者来说，支配他们行为的主要动力应该是什么？其实，所有的发现、发明都离不开好奇心，否则，你就不会产生热情，就不会有钻研精神，更谈不上什么创造力了。科学探索首先是兴奋而快乐的事情，追名逐利则是很次要的行为。
对于科技评价体系来说，改革背离科学精神的行政化奖励方式势在必行。好的制度激励人，不好的制度消磨人、折腾人，甚至腐蚀人。我国科学研究缺少原始创新，缺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发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制度诱致，它使得人们几乎无暇领略科学活动本身带来的精神愉悦，而过分看重科技奖项的功利价值，竟至于一再陷入“立项—申请”和“报奖—评奖”的文牍泥潭不能自拔。某些更善于与有关部门打交道的人，往往利用种种非学术手段，名利双收。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对研究的实际投入必然相形见绌，人们怎么会不浮躁浮夸起来，又怎么避免弄虚作假的事情屡屡发生呢？我们不禁产生了这样的困惑：所有科学奖励（赏）究竟是要奖什么，或者说通过奖励制度要达到什么效果？
大家都知道，诺贝尔奖是对具有突破性意义的世界级科研成就及其创造者的奖励，间接地也是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科技水平的肯定。要在科研活动中取得突破，不但需要从业者孜孜不倦地钻研和别出心裁的创新，还更需要一个鼓励钻研和创新的制度环境。中国人看待诺贝尔奖，多少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意思，由此产生出各种复杂的情绪和议论。有人说，国人太在乎诺贝尔奖了，以至它简直成了一个“梦”（美梦？梦魇？）。诺贝尔奖得主在中国经常被追问，你们是怎样奔这个奖的？其实，并没有哪位科学家是立志要得诺贝尔奖而终于得了奖的，虽然不排除特别有运气的成分，但获奖基本上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以色列首位获诺奖的化学家阿龙·西查诺瓦说得好，争取诺奖，对他的研究来说，最多只构成10%到20%的动力。可见他并不屑做梦，因为光做梦是没有用的。
北京大学前校长许智宏曾经发出这样的感叹，现在又有多少人能享受到科学不断追寻和探索的反复艰辛，体味“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快乐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科研奖励方式和评价体制再也不能帮倒忙了！
（作者为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教授）
《科学时报》 (2009-7-10 A4 周末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