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教育就应该到实践中去，关注实践中发生的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给予了我们非常鲜活的实践智慧，丰富了我们对教育实质的理解，由此产生的理论也能够更好地被实践者所接受。
中小学作为大学的前端，其学生的素养和品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大学的教育质量，因此，大学有必要与中小学开展合作。
随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颁布实施，教育改革成为当前人们最关注的事情之一。
正如日本东京大学教授佐藤学所说，这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这场革命要求根本性的结构性的变化，仅此而言，它绝非一场一蹴而就的革命。因为教育实践是一种文化，而文化变革越是缓慢，越能得到确实的效果。
大学和中小学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文化，大学与中小学合作（简称U-S合作）能取长补短，构建起伙伴协作的教育合力。
活的教育学
众所周知，大学是创造知识的地方。作为教育学的知识，创造知识的地方在哪里？
现实中，常常会发现许多教育科研成果停留于著书立说而无法落实到真正的教育实践中，许多教育实践者面对理论成果的深奥繁复也常常懒于或无力消化。教育学的知识成果不能有效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成为制约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
首都师范大学首都基础教育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张景斌认为，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分离是教育学知识难于有效生产和转化的重要因素。因此，作为师范大学应该肩负起改进教育实践责任，将自己所主张的教育理论运用于实践中，行动在教育发生的地方，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实现行动与研究、理论与实践的内在统一，推动理论与实践共同向前发展，为构建鲜活的富有生命力的教育学作出自己的贡献。
“做教育就应该到实践中去，关注实践中发生的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给予了我们非常鲜活的实践智慧，丰富了我们对教育实质的理解，由此产生的理论也能够更好地被实践者所接受。”张景斌说。
在首都师范大学首都基础教育发展研究院学校发展与教育咨询中心主任李延林看来，大学与中小学合作的实践已经显示出它的重要价值，这种合作不仅体现了大学（尤其是师范大学）三大功能之一的社会服务功能，而且，恰恰经过如此的实践，再应用于实践教育理论，方可对原有的理论提升，学校发展的理论创造也只有在实践中方可实现，也就是说，这种实践是师范大学实现第二个功能——创造学校发展的理论知识的不可或缺的环境。
“脚踏两只船”
早在19世纪末，美国教育家杜威就发现在师范类人才的培养上，如果没有大学与中小学的密切配合，将很难解决教师教育中的诸多难题。因此，他一手创办了实验学校，为大学师范生提供在实验学校教育实习的机会，并让中小学教师到大学里学习各种类型的课程。
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的教育者们都认识到了，师范类大学与中小学“老死不相往来”的发展很难适应社会的发展。因此，为了实现多赢结果的U-S合作模式就从美国发展了起来，主张大学应与中小学联合起来，互取所长，共同促进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后来这种模式迅速得到推广，在世界范围内开花结果，越来越多的师范类大学与中小学开展了多种形式的U-S合作。以美国加州大学与中小学校建立的艺术教育计划为例，加州大学设立艺术奖学金资助部分艺术系学生，或资助者则以助教身份教导中小学生以作回馈，计划既令公立学校免费获得来自高等学府教学上的实际帮助，又有效激发中小学生努力求学的动力，对于高等院校招收学生也有一定帮助。
就我国的情况来看，开展大学与中小学合作实践活动最初是以合作教育研究为主要形式，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一大批极具影响力的合作研究项目在教育领域掀起了一股强有力的热潮。具有代表性的合作项目主要有：香港中文大学的“香港跃进学校计划”和“优质学校改进计划”、东北师范大学的“优质学校”建设项目、华东师范大学的“新基础教育”、首都师范大学的“教师发展学校”等。
U-S合作的基本目标，是为了改变和发展人，是实现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在双向互动中的双向改变和双向发展，改变和发展各自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教授李政涛称“U-S合作‘脚踏两只船’”，主要体现在三种意义上：一是脚踏基础教育变革与高等教育变革，既涉及到两大领域之间的关系转换，也涉及到各自内部的改革；二是脚踏实践变革与理论变革，协作带来的是“理论与实践关系”这一嚼不烂的老问题的重审和重构；三是脚踏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协作之事能否成功有效，取决于协作之人的思想和行动。
为什么合作
随着历史的发展，教育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教育问题的复杂性也开始凸现。华北电力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包万平认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教育问题依然是一个“尖端科学”，它和其他的科学一样需要来自不同的力量联合攻关。当然，大学与中小学的U-S合作是有效解决教育问题、实现共同发展的一种有效形式。
李延林认为，作为师范大学，大学的三大功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都是直接指向基础教育的，除了明确显示的培养教师，社会服务功能也主要体现在为基础教育服务上。大学与中小学合作，有利于大学的自我完善，有利于中小学得到改进，在学校改进的实践中，获得具有普适性的经验，促进教育理论创新。
“大学与中小学伙伴协作，一方面能够充分发挥大学的优势，帮助中小学改善学校的办学，另一方面也带动了大学的教育科研，是一个‘双赢’的实践策略。”张景斌说。
包万平则将大学与中小学的合作看做是DNA的双螺旋结构，“互相紧密地缠绕在一起，共生共长”。大学与中小学之间彼此独立、保持自己的立场与身份，而又相互合作、有内容上的重叠，一个系统的发展，会受到另外一个系统的支持，从而产生加速度发展的理想效果。“从大学螺旋线来看，大学可以帮助中小学解决教育理论难题、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等；从中小学螺旋线来看，中小学可以为大学提供教育理论的实践场所、帮助大学实现教育理论上的升华等等。两者之间互相作用，能够实现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有机融合。”
包万平强调，在这个双螺旋结构中，大学需要发挥更大的主动作用，需要积极地与中小学进行沟通，从而形成共同的发展远景和价值追求。大学与中小学的关系不是一方帮助另一方的关系，也不是“指导者与被指导者”的关系，而是一种平等互利、互相尊重的合作伙伴关系。
一起“过日子”
“伙伴关系就需要一起来做。”首都师范大学首都基础教育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王海燕表示，“不是抛出一个理论，而是带着一定的理论认识走进实践，在实践中生成新的理论。不是理论与实践两张皮的简单相加，而是一种交融的过程，带动两种文化、两个群体共同发展。”
客观地讲，大学专业人员比一般中小学教师有较开阔的视野，有较高的理论基础，有深入思考的习惯，有研究能力；而中小学教师做得比较多，由于没有及时总结和推广，许多智慧智能成为原生态的个人财富，或仅仅通过师徒关系口耳相传，仅对周围人产生一定影响。李延林认为：“大学专业人员的进入，可以使这些分散的原生态的智慧集中起来，归纳出结构化的整体性的行动策略加以推广。”
与大学专业人员一起研究、分享自己的教育智慧的同时，中小学教师的理论水平逐渐提升。李延林把这称为一种“唤醒”，唤醒他们的理性思考，唤醒他们深埋在心中的发展欲望，唤醒他们自信的气度，开始将实践中的行动策略自觉地与教育理论相结合。在这个过程中，大学专业人员的收获同样丰沛，既能使理论得到更新，又能使理论与实践相互滋养。
“这跟通常的大学做项目还是不一样，我们是一起‘过日子’。”李延林强调，在合作中，面对复杂的环境，要“顺势而为”。“虽然我们有主张、有措施，但是这一切都要尊重学校的历史，都要悄声地融在学校原有的组织系统中。比如，我们要传播先进教育理念，要改善学校文化，这些都是逐步发生的，理念的变化不是靠坐下来学习完成的，要在生活和工作实践中进行，要产生新旧理念的撞击，改变很难甚至很痛苦。”
“学校改进的目标实际上是无止境的。”王海燕理想中的目标是“让学校更具有教育的影响，让学生在受教育的过程中愉悦地生活，让教师有对专业的尊严与渴望”。正因为有这样的期待，在实践中，王海燕和他的同事们起到的是发动、唤醒、扶持的作用。
王海燕认为，伙伴协作是一种趋势，是大学社会责任的一种体现。她还特别提到，学校的发展不可能脱离所在区域的发展，所以区域的参与很重要，能够给予学校发展政策上的支持与保障；同时，学校改进的过程中，也需要规范科学的标准体系来保证持续性。
文化融合：向理想教育靠拢
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吴康宁分析了大学与中小学合作的三种基本类型，即利益联合型、智慧补合型和文化融合型，并认为要想使大学与中小学的合作得以深度地、可持续地推进，要想使大学与中小学的共同发展得以切实地、可持续地推进，“双方在合作中的文化融合乃为必由之路”。
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实质内涵追问，即大学文化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中小学文化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这两种文化如何才能实现融通？
江苏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副院长王长乐认为，大学是一种学术的文化，注重理论性、思想性，而中小学是一种实践的文化，讲究生活经验的积累与总结。
在张景斌看来，中小学文化可以概括为“工作”文化，中小学教师们关注的是“做什么”以及“如何做”；大学文化则可以概括为“学术”文化，大学教师始终在追问、探究“是什么”、“为什么”和“意义和价值何在”等问题。正如美国学者形象地将中小学文化描述为“准备—射击—瞄准”，将大学文化描述为“准备—准备—准备”。
传统上认为，大学是生产知识的场所，而中小学校则是传授知识、消费知识的场所。大学人员的研究工作具有发现和创新的性质，而中小学教师的工作则更多地是重复已有的、经过证明是正确的知识。教师如同公交车司机，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走着相同的、规定好了的公交路线。
大学的文化、专业知识与中小学自身的知识处于相对隔离的状态。大学的知识带有人文的、浪漫主义的气息，而中小学则是现实的、实际的。大学知识被看做是无用的、乌托邦的，听听而已，解决不了课堂中的问题，不能应用于真实的课堂。
李延林指出，学校改进，最重要的是学校文化的改进，学校成员的所思、所想、所为要有一种新的变化，这种变化使得他们真正地实施教育，这不是靠简单的培训就能解决的。“我们的合作活动未必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向理想教育靠拢是我们的目标。”
吴康宁认为，所谓U-S合作中的文化融合，就是大学与中小学双方经过文化上的碰撞与主动交流，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最终创生出一种能够高效率推动双方合作、高质量促进双方发展的新文化。
合作尚未成为常态
吴康宁指出，我国U-S合作的状况十分参差不齐，只有为数很少的合作达到了一定深度，实现了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交互创生、大学与中小学的共同发展；相当数量的合作虽然历经多年，也有一定成效，但并未使大学教育科学研究与基础教育实践发生具有根本意义的变化；还有更多的合作则始终滞留于表面文章，热衷于形式包装。
“教育毕竟是需要一点理想与精神的事业，倘若所谓的U-S合作主要只是大学与中小学基于自身利益的一种算计结果的话，那么，这种异化了的合作也必将导致中小学改进的异化。”吴康宁说。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管理学院在读博士王恒表示，考察合作的范围、内容、形式和持续时间，不难发现，大学与中小学之间的合作还仅停留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操作和实践层面，范围多集中于大学的教育院系或师范大学（学院）与中小学之间，以教师教育为主要内容，以合作项目为主要方式，因而合作的持续性和连贯性无法得到很好的保证。
整体而言，大学—学校伙伴协作在我国越来越受到重视，也正在不断地深化和发展，但诚如《上海教育科研》的编者所言，因为合作的经验和政策的瓶颈还没有完全突破，大学与中小学校合作尚未成为多数学校发展的常态。
“这与各种学校的定位有很大的关系。”包万平分析，师范大学和教育学院的研究对象就是教育基本理论与实践，培养的人才主要是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师，因此为各级各类学校服务也是师范类院校的基本职能，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师范类院校与中小学开展合作的必要性。但普通大学则不同，它们的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是针对社会发展的某个领域，专业化分工很细，比如计算机科学分为软件工程、网络工程、计算机技术等。
“在中小学阶段学习自然、地理等内容，到了大学则分成若干个学科，大学与中小学的学科知识无法进行有效的衔接。普通大学的学科结构和发展任务与中小学牵扯的关系并不是很大，两者的合作很难开展。”包万平说。
充盈教育胸怀
“从理论上讲，中小学作为大学生源的提供者，双方理应有密切的联系及合作活动。但在实践中，除了每年高考前的招生宣传之外，好像很少有大学这样做。”王长乐认为，原因在于大学目前还不是一个纯粹的教育和学术机构，而是一个“准行政机构”，追求政绩还是其活动的第一选择。
“大学与中小学进行合作，是需要放眼长远的教育境界和胸怀的。”王长乐说，“在有些人看来，做这些不能增加学术GDP的事情是无用的，因此在不是教育家办学的情况下，无人做是自然而然的。”
王长乐进一步指出，中小学作为大学的前端，其学生的素养和品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大学的教育质量，因此，大学有必要与中小学开展合作。“任何一个有责任感的大学教育工作者，都会关心中小学的教育情况。”
在王长乐看来，大学（非师范类）与中小学的合作活动，可以有许多方面的内容。比如：利用大学的信息资源和知识资源优势，对学生进行基于兴趣和理想方面的教育；利用大学教师中的科学家、学问家资源，对学生进行开阔眼界、提高境界、修养品格的教育，引导学生在修养细致、严谨的学风的同时，树立做大事业、做好事情（环保、世界和平、援助落后地区等）的意识和境界。
“由于目前我国的大学还没有建立教师和学生意愿的表达机制，因而我们今天所说的大学的态度或行动，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有条件参与决策或有机会表达意见的大学领导者们的意愿主导下的行动，而不是大学教师们的意见或期望。”王长乐表示，“我们期待教育家办学。因为在教育家办学的情况下，教师们的意愿和要求有可能转化成大学的决策或制度，使人们在谈及大学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将其与大学人联系到一起。”
《科学时报》 (2010-10-26 B1 大学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