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委员会是教授治校、学者管理的有效途径，也是彰显学术权力、显示主人翁意识的最佳方式。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到，要“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中的作用”。从该纲要起草以来，本条就被社会公众喻为“亮点”。
从本质上来讲，大学就是学术机构，理应由学术主导，学术委员会具有极高的权力和威望。但为什么这么一条普通的描述和愿望，引起了大家的“共鸣”呢？
原因在于我们的大学当前还不是学术主导，而是意识形态与行政化主导。并且由于长时间的行政化办学，大学的行政与学术死死地交织在一起。在实际操作中，行政的力量大而学术的力量小，常常行政权力取代学术权力，行政已经严重制约了学术的成长。因此，很多人看来，在我国大学的生态环境中，学术委员会或教授委员会只起摆设和装饰作用，有没有学术委员会意义不大。
对于学术委员会没有价值的“定调”，在笔者看来，有这么几个原因：其一，学术委员会的成员基本上是学校大大小小的领导，书记、校长、处长、院长都是委员会成员，学术委员会实际上已经成了行政委员会、校务委员会；其二，学术委员会是松散的临时组织，不属于学校的“正规单位”；其三，国家政策规定学术委员会只在科学研究、学科建设等有限的事项上发挥作用，涉及学校发展的重要决策一般都与学术委员会无关；其四，我国大学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行政力量过于显赫并且对外“扩张”厉害，学术委员会的地位严重受限。诚然，学术委员会被边缘化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在西方社会，大学的本意是“师生行会”，在本质上是从事教学和研究的学术机构。纽曼认为“大学是普遍传授知识的地方，大学就应为传授知识而设，为学术而设”，施瓦兹曼表示“大学是追求知识的学者的团体”，克拉克则坚持“大学是学者进行教学、科研和从事社会服务的场所”。我国古代也有“十五成童明志，入大学，学经书”、“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的说法。因此，追求大学问、大智慧已成大学的普适价值。大学作为学者的团体，学术委员会就是他们表达诉求和意愿的地方，是教授治校、学者管理的有效途径，也是彰显学术权力、显示主人翁意识的最佳方式。
我国宪法也通过对公民创造、表达自由和受教育权利的保障，来体现宪法对学术机构的学术自由的尊重。教育法等当中也明确规定学校自主办学、民主管理，以捍卫教师的学术自由和学术权力。可见，学术委员会在法理上是大学真理的“代言人”，可以代表教师、学生和真理参与大学管理。这样来说，学术委员会不是起“摆设”作用的，也不仅仅限制在科研、学科、职称评定等几个具体的方面，而是具有掌舵大学发展方向、决策学校大事、裁判学术事务的综合决策机构。应该说，学术委员会可以过问大学里的任何工作。如果书记或校长的办学水平无法适应大学高速发展的需求，学术委员会就有权罢免校领导。就像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所说的那样“我在大学里当校长就是给教授打工的”，谢校长的言外之意就是“教师和学生都是校长的上司”。
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学术委员会就应该是大学的最高决策层。那么，当下如何提升学术委员会在中国大学的地位和权威性，以保障学术委员会具有至高无上的大学决策权呢？在笔者看来，大学的学术委员会和“统治”英美国家的“老男人”制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和一致性，他们两者的设置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现在看来，我们还需要认真学习一番国外的“老男人”治国的做法。“老男人”是英美法系国家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俗称，因他们年龄一般都比较大，并且独立、睿智，不为任何利益马首是瞻，也不让任何权力或者行政牵着鼻子走。诚然，大学的学术委员会成员和这些大法官存在的价值是一样的。
在这里，笔者先简要介绍一下美国9个“老男人”的故事。由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长期是9个“老男人”担任大法官(后来变成“7个老男人和2个老女人”)，他们都是从著名的专家、教授、律师当中选出的杰出代表，他们的人品和学术水平在国内或者在世界上堪称一流，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在总统选举等关键性的问题上，如果各方僵持不下，这几个“老男人”就会站出来说话，决定谁该当谁不该当，其他人都不敢对他们指手画脚。因此，很多人说美国是9个“老男人”统治的国度，美国的命运在这几个“老男人”的手里，因为美国很多具有历史影响力的事件，都是这几个“老男人”作出的决定。“老男人”的作用就在于对总统和议会的有效制约，就像托克维尔认为的那样：“大法官的权力是人们迄今为反对议会政治的专横而筑起的强大壁垒之一。”这些“老男人”站在独立的立场，在维护“人民与国家”的正当性下，防止总统随意所为，也制衡国会或政府一些人的“共谋”。这些“老男人”都具有超凡脱俗的智慧和经验，被称为沉默的高贵者，他们一旦开口说话，即使国会和总统都怕他们三分。
社会和国家的进步在于民主的制度设计，一个国家可以由9个“老男人”掌舵，作为学术机构的大学，不应让学术委员会变得“疲软”。“老男人”的价值在于敢对总统和议会说不。那么，大学学术委员会的“老男人”（教授）们就应该替学术正义和全体师生说话，而不应成为大学行政的附庸和傀儡。大学学术委员会是大学成为“社会良心”中的“良心”，是大学成为“社会灯塔”上的“灯塔”，所以学术委员会的“老男人”们，应该是脱离争名逐利的知识守望者，要保持与行政的适当距离。
因此，我们呼吁：第一，学术委员会成员的遴选不应该完全是校内的在职教授，要按照一定的比例设定校外、退休的德高望重的学者出任学术委员会委员，请各位大学领导、院系主任等自觉退出学术委员会；第二，借助国家启动教育改革的时机，提高学术委员会的地位，在适当的时候修改教育法律，让学术委员会成为大学最高决策层，建立适合国情的“学术委员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第三，扩大学术委员会的职能，还原学术委员会的权力，让学术委员会在学校更多的领域具有决策权；第四，保持学术委员会的独立性，对涉及学校发展的重要大事，需经学术委员会同意方可实施。
只有这样才可以形成对大学行政化办学的有效制衡，这对于我国大学的“去行政化”、提振师生士气，尤其是大学教师在学校里的地位、防止大学领导干部的“恣意妄为”有比较积极的意义。
《科学时报》 (2010-9-14 B4 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