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玲 来源:《科学新闻》 发布时间:2009-12-24 11: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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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新闻》:会诊中国高教改革
 
高等教育的核心作用应该是什么?是培养“精英”还是为社会培养产业技术人员?现在这种数以百万计的高校毕业生毕业即失业的现象,与近十年来高等教育的大规模升级(学院升高校)、合并、大规模的校园建设以及大量扩招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改出了一系列问题,改变这种局面需要从哪些方面努力?
 
针对这些问题,三位对中国高等教育改革颇有研究的专家——新加坡的郑永年、美国的罗珊和中国的张鸣分别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郑永年:高教改革必须去行政化
 
“中国高等教育一个很显著的特征便是官僚治校,从本质上说,中国的高等教育管理实际上是政府行政管理的延伸。”
 
——郑永年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学院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十年前,中国高等教育开始大规模扩招。在本来意义上,这有助于高教向更多的社会群体开放。但结果并非如此。教育资源正加速向富人集中、高教不欢迎穷人在过去的十年中表现得愈发明显——前几天,上海海事大学的贫困研究生杨元元在宿舍以一种极为痛苦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事实上,教育体制的不公平在中国并不是孤立存在的,甚至可以说它只是冰山露出的一角。
 
高等教育沦为拉动GDP增长的产业
 
在西方,大学公认的职责有二:人才的培养;新的知识体系的产生。中国的教育改革初衷是好的,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然而实际操作起来却走向了反面:教育要成为拉动GDP增长的产业。这实际上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把原本属于社会政策的教育体制划到经济政策中去了。
 
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在中国被混为一谈。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社会政策是带有明显的公益性质的,和经济政策根本就是两个概念。在经济政策的范畴内去对高等教育进行改革,中国独树一帜。
 
在这种指导思想的引领下,高校不可避免地成为各级政府和教育机构(包括大学本身)的盈利机构,成为一个经济单位。大规模高校合并、扩招让大学能够多收学费,而连年的学费上涨更是普遍趋势;大学城和大规模的基建让高校负债累累,而政府又通过各种办法把债务重新转嫁给社会;大规模的专科甚至高职升至本科,让一些能够培养技术人才的学校摇身变为培养“高级人才”的本科学校。
 
以教育产业化为目标的教育改革(尽管有关部门否认有这样的政策)一直对农村的学生不利。越来越多的高中和大学已经变成了一些人追求经济利益的工具。他们的对象是有钱有势者,而非无钱无势的农村学生。1981年我上大学的时候,班上有大概一半的学生来自农村,现在,农村的学生数量下降到了令人心寒的17.7%。不要忘记的是,农村人口还是中国的大多数。
 
事实上,中国高等教育的产业化甚至让国外的高等院校嗅出了商机。打个比方,英国的大学在本土和欧盟的学费是3000英镑左右,而针对中国的学生可以收10000多英镑的学费,用高学费来赚钱的事情在英国本土是不会做的,而他们却很好地学会了中国的“教育产业化”理念。
 
真正的“产学研”结合,将教育转化为产业升级的动力,这很重要。中国的高教一方面拼命搞产业化,但另一方面已经成为产业升级的一大瓶颈。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同时企业找不到高技能工人。处于早期工业化时代的中国因为不重视一些基础技术、工艺的开发,导致中国的制造业一直处于世界产业链的低端,产品的附加值很低。
 
泛政治化的高教体制
 
中国高等教育一个很显著的特征便是官僚治校。大学的行政化倾向十分突出,但凡从海外引进“杰出人才”立即假以官职,结果往往是纷繁冗杂的行政事务将其专业治学的精神扼杀。
 
从本质上说,中国的高等教育管理实际上是政府行政管理的延伸,高等教育体制内的评价体系也是官僚化的“政绩评价”,高等教育体制变成了官僚体制的附属品。不懂教育或者教育理念被官僚化的管理者在评价高等教育时,首要的指标就是所谓的学术成果。SCI,在一些人看来SCI真的就是“Stupid Chinese Idea”。这在美国等教育发达的国家来说是不可思议的。美国的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专家罗珊(Stanley Rosen)教授曾经在自己的研究中提及中国社科类研究的核心期刊问题,直言会导致“学术腐败”。
 
中国高等教育的践行者要么被官僚化,要么被排除在体制之外。实际上也是如此,中国的学术大佬俨然已经形成“利益集团”,瓜分着国家的科研基金投入,而产出就是重复、扩张性、低水平的研究成果。
 
在这种体制下,很难培养出真正的人才,以“政绩观”为导向的评价机制,人们变得急功近利很容易理解。中国的高等教育和整个社会一样遵循“精英淘汰”制,很难吸引到真正的人才。
 
让教育家来进行教育改革
 
我一直关心中国的高等教育,不仅仅因为我自己曾经是在中国受到高等教育,更因为,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到目前为止如果用两个字来总结的话,只有“失败”。
 
中国的高等教育到现在还能苟延残喘,有很大一部分是利用了普通老百姓的“美好幻想”:在几十年前,人们可以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来改变自身的地位,但现在看来,人在社会的地位变化和金钱的多少相关联,而和自己的努力越来越不相关。“给我钱,我给你小孩找到上大学的路子,”年轻一代的很多人因此相信,钱而非自己的努力是通往成功的关键要素。在我看来,当这个国家不给大多数年轻人以希望的时候,这个国家的未来堪忧。
 
但如果仅仅是盯着教育体制本身去改还是毫无希望,我之前讲过,高等教育体制在中国是经济政策的一部分,教育体制改革的失败只是中国现行泛行政化政治体制的折射而已。
 
中国高等教育的去行政化非常重要,真正让教育家来进行教育改革。当然这里所说的教育家并不是指单单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而是忠诚于高等教育理念的人。这样讲并不是排挤政治家,恰恰相反,教育的改革需要好的政治家来支持。
 
中国的高等教育也应该让民办学校、注重技术的高职高专院校发展。事实上,像美国这样发展到工业化后期的国家,社区大学的作用仍然举足轻重。真正好的高等教育是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中国的高等教育不可能孤立于整个社会体制进行改革,很难相信南方科技大学能够成功。能不能够摆脱中国的整个社会体制存在?搞不好,又是一种政绩工程。人们对这种尝试抱的希望不要太大。
 
张鸣:“大跃进”的发展道路无可救药
 
“中国的教育改革与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是脱节的,社会经济发展对于大学生的需求量,并没有中国经济发展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大。”
 
——张鸣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中国的高等教育在过去十年中进行了市场化和产业化的改革。在改革之前中国学的是苏式教育,以职业性的训练为主,学科分类比较细;而在改革后学的是美式教育,强调综合素质,想要打造世界一流的高校,美国有常春藤,我们也照搬概念。
 
但不幸的是,高校的改革过程中既丢掉了苏式教育的长处,又没有学到美式教育的优点,倒是把两者的缺陷都学到了。
 
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的高等教育走的是“大跃进”的发展道路,高校行政化的问题十分严重,在高投入后,行政导向进一步强化,这就导致了高校“衙门化”。高等教育成了课题拉动的科研活动,无视科研的基本规律;投入和科研周期不完全成正比。教育部给高校定很多指标(课题数),科研活动变成了指标体系,科研活动的成果是SCI,是专著,而非人才。为了能够争取更多的课题,发更多的SCI,很多教授已经把学生变成了“打工仔”,根本谈不上去“传道,授业,解惑”。打个比方,进入高校前的学生好比一些毛胚,现在高校的功效不是继续精加工,而是到时间给每个毛胚身上扣一个章,推到社会上完事,这样的学生不失业才奇怪。
 
中国的教育改革既然是“大跃进”,就与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是脱节的,因此尽管目前中国的高校非常多,但都是些不合格的大学,职业教育仍然很需要。这么多年中国的产业结构一直没有多大改变,一直依赖农民工的加工,产业附加值比日本、德国都要低得多,但是我们仍然忙着把职业学校升级。
 
高等教育的功能应该有二:培养人才;建立新的知识体系。这个“人才”包括真正的“大师”,也包括能够切实推动社会生产力,使产业结构升级的技术性人才。我们两方面都没有。中国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经济起飞,是以简单加工为特色的工业化。产业的升级,到今天为止,依然有限。加上金融业等服务业严重滞后,而且由于国家体制的原因,还可能在今后较长时间内滞后下去,所以,白领的需求量增幅有限。也就是说,对于中国而言,社会经济发展对于大学生的需求量,并没有中国经济发展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大。
 
中国的高校也一直宣称要与世界一流大学接轨。但事实上,中国的高校与世界一流大学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现行的中国高等教育体制不会给培养“大师”提供土壤和养分。目前中国的高校都是官僚治校,奉行的也都是官场上的那一套,老师自己没有基本的诚信,学风败坏十分严重。举一个例子:某著名高校校长提倡国学,发表了一篇文章把“赓续”写成了“脊续”,没想到该校的一名大学教授专门写了一篇论文来论述“脊续”的正确性,实在是荒谬至及。但回过头来想,这些什么校长、院长都垄断着学校的大部分资源,教授拍马也有自己的考虑。
 
这不是个例,校长、院长的抄袭事件屡见报端。更直接的就是现在的大部分高校都是“逆淘汰”,真正有想法的人是要被淘汰出局的。
 
在我看来,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病入膏肓,看不到什么希望,高等教育本身已经成为利益集团的盈利机构,把贫困的学生都排挤在外,一味地求大、求洋、求世界一流,根本不顾中国的实际。大学本来应该是民主的发祥地,但中国的大学没有这样的精神。
 
在体制内的人已经很享受这种体制带来的诸多好处,想要改良很难。另起炉灶可能是个可行的路子,像南方科技大学那样,不被这种教育体制束缚,可能还有希望。
 
Stanley Rosen:评价体系不能被“关系化”
 
“越来越多的毕业生不能找到工作,究竟是他们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还是说毕业生的数目太过庞大?我认为两方面的原因都有。”
 
——Stanley Rosen
 
Stanley Rosen,美国南加州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社会经济
 
在中国,创立世界一流的大学还需要一定的时间,现在不好评判说中国的大学就没有能力达到这一目标。我认为中国大陆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都很有潜力,而且在自然科学领域、经济学领域都做出了不错的成绩,但在社会科学方面就要差一些。另外是学术腐败比较严重。
 
在高校改革的进程中,中国的高校大规模扩张,大规模升级、合并,这本来意味着更多的学生可以走进大学校园,但实际上中国农村孩子上大学的机会相对于城市的孩子来说是减少了。在中国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孩子能得到更好的教育资源,在进入大学方面有一定的优势,现行的高考和推荐制度也有利于城里的孩子,这确实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在美国,城里的孩子也有相对优势,有钱的孩子在进入一些私立大学方面更有利。
 
在中国,高等教育机构是属于政府的,这样的好处是政府可以投入大量的钱来打造一些重点学校和重点学科,有更多的科研经费进行科研,但坏处就是重点高校和普通高校的差距会越来越大。
 
在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学生接受高等教育,但是也有越来越多的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究竟是他们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还是说毕业生的数目太过庞大?我认为两方面的原因都有。从1999年开始,高校培养了大量的大学生,而实际社会的发展并没有能够跟上,社会接纳不了这么多的毕业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学校提供的毕业生就业率与学生的实际就业率是不符的(被称为“被就业”),这是很糟糕的事情,它会让学生有些不合实际的期望。
 
我认为大学一方面要有职业性的训练,能够培养胜任社会上各种工作的人,另一方面就是要培养学生成为高素质的人,适合社会需要是最重要的。
 
在中国,高等教育的科研评价体系主要是建立在SCI基础上,甚至在社会科学也讲究核心期刊,而在社会科学的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很多都是走后门、靠关系,不是建立在质量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关系”的基础上。在美国,也会考虑这个因素,如果要晋升一个教授,会有一个委员会,对他做的工作进行评价,即同行评议。当然,美国在自然科学领域,也会考虑一个教授能够给实验室带来多少科研基金,也会有些“关系”存在,但并不像中国那么严重、“关系”无所不在。
 
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未来方向是什么样的?我认为,迈进世界一流大学可能是一个方面。现在中国的科学家一般都在国外接受过进一步的教育,如果中国能够独立在本土培养出自己的科学家,就离这个目标不远了。中国的高等教育在过去的十年中我认为还是进步很大的。国家投入了很多的钱来引进海外人才,一些高校也在进行改革,比如说北大的人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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