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的债务危机被世人普遍关注是从2007年开始的。

 

2007年3月下旬，吉林大学在其校园网站上发布通知，向全校师生征集解决学校财务困难的建议。吉林大学声称，自2005年以来，学校已经步入付息高峰期，现在每年需要向银行支付高达1.5亿至1.7亿元的利息，学校财务状况逐渐陷入困窘的局面。此消息一出，立刻引起了社会的一片哗然。

 

根据2007年中国社科院的调查，到2007年，全国高校贷款额达到2000亿元。还有些调查显示，这一数字已经达到了2500亿元。

 

这一数字对很多人而言已经足够触目惊心，但对于熟知高校情况的一些学者来说，却并不出乎意料。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赖德胜坦言，在刚刚得知“吉大事件”时，并没有“特别惊讶”。“高校在最近十年扩招中，需要更多的空间和其他物质条件，在一些高校合并过程中，也有一些扩展。而国家的财政拨款在高校经费中还不到一半，剩下的钱只有通过贷款等途径解决，事实上，举债经营的方式在高校一直就存在着。”赖德胜说。

 

福建社会科学院林莉博士2006年所作的博士毕业论文便是关于高校债务的，据她介绍，高校债务问题是伴随着1999年前后的高校扩招开始的，而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的推动起了重要作用。

 

“高校的贷款刚开始是由国家推动的”，林莉说，1999年大学刚刚扩招时，很多高校办学条件都不够，需要大搞建设，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国家开始鼓励学校向银行贷款。

 

几年前，国家在发放教育国债资金时，都要求地方政府和高校给予相应的配套资金。“凡是教育国债资金安排的项目，其总投资中要求当地政府及高校的配套资金必须达到2/3以上，但大部分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因财政困难而未予配套，大多数高校的配套资金是通过向银行贷款的形式获得，这些政策也在客观上提高了高校的贷款数额。”林莉说。

 

与高校的热情相对应的是，相比起风险巨大的中小企业，作为国有事业单位的高校也更容易得到银行的青睐。“银行贷款对于那时的中国来说，还算是新鲜事物，相关的制度建设也远没有今天完善，加之银行对高校的信赖，贷款审核之类的程序都很宽松，高校要怎么贷就怎么贷，这也为日后的高校债务危机埋下了隐患。”林莉说。

 

而对于目前依然还在延续的债务危机，赖德胜表示，这更多的是高校在特殊时期的一个特殊现象，“高等教育扩招过程中，难免需要投入资金，如果高等教育进入平稳发展阶段，就没有必要大规模贷款了”。

 

 

早在2007年底，时任国务委员的陈至立就曾表示，高校债务存在潜在的危险，要把高校负债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在2009年，这一问题终于列进了教育部的工作要点。

 

1999年的高校扩招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刚刚结束的时候开始的，而今年教育部的这一举措，也正好选在了全球金融风暴愈演愈烈的时候，对此，赖德胜表示，这并非只是“巧合”。

 

“对于教育部的这一举措，我们应该把它放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将其与政府应对金融危机所采取的措施联系起来。”

 

赖德胜说，金融危机影响了中国经济发展，导致了国内需求的不足，而化解高校债务本身，就是刺激内需、扩大内需的很重要的一个举措。“教育，包括高等教育，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并不是无所作为的，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解决好了高等教育债务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就可以和中央的积极财政政策吻合。”

 

对于这一观点，林莉也表示了赞同：“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通过高校扩招、校园的软硬件建设，有效地提高了国内需求，而现在我们面临同样的背景，只是采取了不同的措施。”

 

“很多高校陷入债务危机后，一些建设项目中途停顿下来了，出现了烂尾工程。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国家可以投一些钱，资助学校把工程盖完，这中间就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这就继续拉动了经济增长。”林莉说，这只是通过解决债务问题拉动内需的一个方面，虽然我们不能再不顾经济实力地大搞建设，但也依然可以采取一些措施缓解压力。

 

“高校扩招10年，一些学校的条件并不理想，在利用政府投资的情况下，将这些条件补上去，也有利于高等教育的全面发展，如果通过财政的支持，帮助化解了财政危机，也就为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打下了基础。”赖德胜说。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专家都看好教育部的这一措施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帮助，在接受采访时，青年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便表示，高校债务问题一直存在，而现在解决也跟目前的经济形势没有太大联系。

 

“高校债务问题早在几年前便已经有人提出要解决，而且这也已经成为了学校很大的办学压力。”熊丙奇说，虽然在这个过程中，有些学校提出不同的意见，也会有一些经济、法律上的问题，但从长远来讲，这是一个迟早要解决的事情。

 

至于这一措施的出台与当前金融危机的关系，熊丙奇认为，从目前教育部门化解危机的方式来看，不管是置换土地，还是发放债券，最终只能是把钱还给银行，而不会有大批的建设出现，因为这些建设过程已经“提前”了。“还给银行可能也会带来一定的需求，但对整个经济形势而言，影响不会太大。”

 

 

在今年年初的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介绍说，对于化解高校债务问题，目前教育部正在和其他部委进行协商，但具体措施还没有制定。然而要解决这一问题，也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事实上，这几年政府一直很重视这一问题，教育部部长周济也曾提出通过多种方式，诸如土地置换、将短期债务化成为中长期债务，以及通过高校节约办学成本、开拓办学资源加以解决，但其中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熊丙奇说。

 

比如，针对通过旧校区土地置换化解债务的方式，国土资源部就曾指出，高校用地属于教学用地，不能随意置换。很多社会舆论也认为，对于高校债务问题，必须把一些债务原因解释清楚后，才能由政府帮助化解。“不能让一些高校中，未通过民主决策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而导致的债务让老百姓来买单。”熊丙奇说，“扩大高校发展规模的一些决策，包括征地、建楼而产生的贷款，本应由学校教师学生参与决策，但一个普遍的现象是，这些决策仅仅靠行政指令，而这些决策带来的债务问题就不能简单地由政府解决了。”

 

另外，一些学校片面追求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高、大、全”的政绩观导致办学规模盲目扩大，这些高成本背后，有多少是合理费用，这值得推敲。“化解高校债务危机需要透明，为什么会有高校债务？决策是谁做的？钱是谁用的？用钱的效果如何？这些都应该有一个明确的说法。”熊丙奇说。

 

对此，赖德胜表示，我们需要一个体制和部门，对高校债务进行评估和审查。在评估审查结果出来之后，中央政府才能根据结果对不同高校给予支持。甚至在资金下拨之后，对于资金的使用情况，也应该有一个长期的监督。“不作调查，只根据负债额进行的支持，对有些高校是不公平的。”

 

“这件事情最根本的还是政府该负责”，林莉表示，在1999年扩招之后，政府的投入并没有相应增加，“一年招一万学生投那么多钱，招两万学生依然还是那些钱”。现在要解决这一问题，政府首先应该把原来“欠”学校的经费补齐。

 

在新浪网关于高校债务问题所作的一项调查中，有85.19％的网友认为，依靠高校自身的力量，很难解决债务问题。赖德胜甚至认为，高校债务如果仅仅靠教育系统内部解决，都将有一定难度。

 

“1999年扩招时，也是为了满足解决就业压力、扩大内需等的要求，而不单单只是为了解决高校内部的问题，高校债务的问题也应该放在整个国家发展的背景之下，不应该仅靠着教育系统。”赖德胜说，解决高校负债需要大量的资金，这些资金仅仅依靠教育系统自己创收还债是不现实的。

 

对此，赖德胜表示，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是，中央财政给予一部分资金，由教育部、财政部、发改委等多部门一起来帮助学校，“至少化解债务危机最关键的还是钱的问题，如果能从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的支出里面切下一块来，作为化解高校债务的专项资金，事情就比较好办了”。

 

 

在采访中，林莉提出的化解高校债务问题的办法，在外人看来颇有些“大胆”。

 

“我们可以让公办高校转制成为民办高校”，林莉说，中国要办大学，但是政府资金不足，可以用吸引民间资本进入的方式加以解决。“教育界一直呼吁公办高校不应该完全由国家包下来，而目前这样一个困境，便是一个‘改革’的好机会。”

 

对此，熊丙奇表示，目前国内1900多所高校中，公办高校所占比例过大。“政府应该包办义务教育，但对于高等教育，任何国家都很难做到全部包办。”政府过多包办高等教育，必然会导致高等教育本身活力有限，而一旦打破政府对高教垄断，可以吸引社会力量办学，可以扩大高等教育资源。

 

在国外的高等教育资金来源中，一部分来自政府投入和学生学费，但更多的是社会资金，包括校友捐赠、与企业 的合作等，而国内高校的社会资金来源很少。熊丙奇表示，要获得这方面的资金支持，就必须靠学校提升的竞争力和开拓办学资源的意识和能力，如果仅仅靠国家资助高等教育，必然会导致高校竞争力薄弱、办学资源有限。

 

“公办转民办，事实上是对高等教育中，公办、民办的蛋糕分配方式的一次促进。”林莉说，高等教育要健康发展，国家需要负责一部分，民间也需要发展一部分，两条腿均衡走路。现在我们走起来是“瘸腿”的，如果通过还贷的方式，让民间资本进入高校，无疑会大大促进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

 

《科学时报》 (2009-1-20 B1 大学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