奖励大会后，刘先生亲属打电话给我，希望我能在新华社帮助找到刘先生与胡锦涛总书记在奖励大会上的合影照片，我满口答应下来。她们来到新华社，我放下手中的工作，引领她们到新华社摄影部了解获取照片所要办的手续。我愿意助人，缘于刘先生德高望重，还有我们之间多年的交往。

 

我与刘东生院士相识，从根本上说是科学探险使我们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他曾担当过中国科学探险协会主席，后又任中国科学探险协会名誉主席。自从我将我的采访重点转移到科学探险上来，先后去了南沙群岛、南极、青藏高原、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等地，便成了中国科学探险协会常务理事。记不得有多少次，在中国科学探险协会召开的会议上，只要刘先生与会并讲话，都会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归结起来大致有三点：一是谈到科学问题，他常常从宇宙空间、地球、中国说到微观，娓娓道来，道理极为深刻，富于启迪性。二是他的话语中总是透着对民族对祖国深深的爱。特别是谈到科学家在新、旧中国的对比遭遇，更让人感到有了新中国才会有中国科学的春天。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是他不时说起的话题。三是他对科学探险采访记者有着深刻的理解，并指出，中国科学探险事业的成长壮大，与各个媒体记者的积极参与密切相关，当属于中国科学探险事业腾飞的一翼。正因为如此，他对记者总是礼遇有加，在采访上给予支持。时间长了，记者圈内便有了对他的佳话，认为刘老博学、谦逊、随和，颇有长者风度，是可敬的院士之一。

 

刘老的探险精神更是令人折服。他年轻时去青藏高原考察，登上海拔６０００多米的历险过程就不去说了，谁也没有想到，他到年迈时，竟然不断爆出冷门，居然飞往地球的两端，让人见识了什么叫“老骥伏枥，志在千里”。１９９１年１１月，７４岁高龄的他前往南极的乔治王岛，以中国南极长城站为基地，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科学考察。当他来到天高地阔、冰原无际的南极，他说他顿时感到宇宙从未有过的浩瀚。伫立海边，看浮冰躺在蔚蓝色的海面上，在海流的作用下，静静地漂移着。小的碎冰时聚时散，大的冰山由于角度的变换，姿态万千。在他看来，大自然真是玄妙极了。南极海上，由海水到凝冰，到崩溃，到漂移，到化解，最后又融于大海。不管人们认识它也罢，不认识它也罢，其进程永无休止地循环着。总之，大自然有它自己的规律。看了南极又想去北极，１９９６年８月，他到达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然后飞越巴伦支海，以７９岁高龄又登上地处北纬７８度多的斯瓦尔巴德群岛。他忘情地周转于这座群岛，以至登上一座冰川时，让随行的一位２０多岁的挪威科技人员为之瞠目，感叹他的好体力，钦羡他科学求实的精神。

 

刘东生院士生于天津，当《天津日报》编辑部人员听说了他的历险传奇，又知道我接触刘老较多，便约我写写刘老。家乡之约他不能拒绝，便接受了我的采访。借此机会我问他，为什么年届７９岁还要去北极考察？刘东生院士的回答是：北极地区对于中国人来说虽然是个遥远而又寒冷的世界，但北极作为距离中国最近的极地，其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经济资源使它与中国的今天和未来息息相关，因此不能忽略它。连连接触和采访，使我对刘先生更加了解，也更加敬仰。

 

受刘先生勇于探险精神的激励，２００１年１０月，我也步他的后尘，随科学探险队前往北极斯瓦尔巴德群岛从事探险采访。出征仪式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刘先生前来为科学探险队壮行，与我们合影留念，希望我们不惧困难，在中国北极科学探险史上绘出新的篇章。看到他的到来，听了他的谆谆教导，再想想刘老７９岁都敢闯北极，我就觉得我们北极之行的所有困难都不值得一提。在我看来，像刘先生这样的中国现代科学探险先驱及其科学贡献，永远是我辈望尘莫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