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的提出，促使科学与社会的关系发生新的转型，同时也将带动科技发展观念和创新模式的转变，这对地球科学来说是重要的机遇与挑战。日前，著名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刘东生指出——认识和发挥地球科学的文化意义是推动科技创新的有效途径。

 

在刘东生的眼里，这是一个宏大的题目，一个非常重要的、新的命题。

 

刘东生提升到哲学的高度给出了解答。他认为，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涉及到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地球科学的知识给予了人类认识自己的时空尺度。由于对自然规律不懈的探索，人类正确认识其在自然界中的地位，认识到人类的演化也是自然界演化的一部分。但是，人类不因为自己生命非常短暂而妄自菲薄，消极悲观。地球科学知识带给人类理性的认识，也使人类充满乐观和自信，不断探求自然的奥秘，这是地球科学在文化中发挥作用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个自然规律，是维系人类存在的重要的认识。

 

第二个层面，人类从整个地球系统的认识中也得到的文化上的启示，这就是人与自然要和谐发展。刘东生说，“过去人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破坏了自然的和谐之后，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现在必须认识到，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地球是人类的家园，人类要生存发展，必须爱护地球。”

 

第三个层次，从地质科学上来说，人类正进入到一个新的地质时期——人类世。刘东生认为，“这一个新的地质时期，地球科学作为一种文化将发挥重要作用。”人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地质营力，正在前所未有地改变地球的面貌，人类文明的发展，已经消耗了大量的地球历史时期形成的化石能源、矿物资源。但纵观历史，人类依然是在地质演化的规律的指导下往前走的。从这个角度看，必须认识到地质科学之于人类发展的重要意义。刘东生以黄土研究为例说明这一观点，“黄土本身是‘亲人类的’，黄土地区适合于人类居住，适合于古代农业的发展，它给中国文明乃至东亚文明的诞生提供了物质基础。因此，从漫长的地质演化历史和规律来看，人类必须在与自然和谐相处中得到发展。”

 

 

关于地球科学如何发挥在文化中的作用问题，刘东生也谈了自己的见解，“与公众对话，是地球科学文化传播的核心。地球科学要成为能被普遍接受的文化内容，不是科学家单向施与给公众的，这样必然妨碍地球科学知识更广泛地为大众所掌握，所享用的。”

 

刘东生认为，需要要展开多层次的对话。“地球科学与公众是一种对话，地球科学与政府公共决策、与领导之间也是一种对话，地球科学内部及其与他学科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之间的交流融合，同样也是一种对话。”刘东生充满期待地说，“地球科学在未来能够融入我们国家的文化中成为一个新的文化，一个新的文明，充分地进行对话，广泛地展开交流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是我们提出自己的地球科学文化的时候了。中国地质发展至今也快近100年了，这么长时间，中国地质既有厚重的历史积淀，也有新的重要发展，提炼出来它的内涵对自主创建中国的新文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同时我们也不排斥吸收世界先进的文化。”刘东生说，“总结概括我们中国自己的地质，中国地质学家所做的工作，长期以来地质科学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作为地球科学文化的重要内容，这是和公众对话最主要的内容。”刘东生举例说道，“比如说到洛川黄土，就可以在地质公园里给大家展示，为什么水土流失这么严重，为什么这里种出来的苹果比别的地方要好。在与公众对话同时，地质人员也得到了提高，这是相互的。在传播文化的方式上要推动创新。”

 

 

就在这次研讨会召开前夕，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其中特别强调，在将来的发展路径上要加强自主创新，不断增强科技持续创新能力。这与此前中央一再强调中国科技要走自主创新之路，并指出这是支撑一个国家崛起的筋骨的战略思想是一致的。

 

年近九十的刘东生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他在大会报告中指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的提出，使科学与社会的关系达到一个新的转折点。随着社会经济等方面的进展，这种转型要求科学技术发展观念、创新模式的转变，十一五规划中特别强调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就是证明。这对于地球科学来说，是机遇，也是挑战。应对这一挑战，把加强地球科学的文化内涵作为推动地球科学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战略举措是十分及时和有远见的。

 

科技与文化的相互需求，互动共进是近代人类文明演化的特点，也是人类科学技术发展的一种趋势。刘东生说，“世界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对地质科学来说，重视文化的倾向也很强烈，2004年在意大利召开的第32届国际地质大会就提出地质学的文艺复兴。国内很多人都认识到人文和科学技术的融合，是保证科技创新的有效途径，也是构建和谐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种有效措施。”

 

刘东生举出今年7月在北京召开的第22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上的一个例子，我国著名的材料物理学家柯俊院士谈道，中国从春秋时代对铁矿石的开发利用，冶铁技术发展，促进农业的发展，推动了植物学的进步和医药学的发展。这一创新说明科学史的研究就是“为科学技术的创新提供一个成功的范式，启迪人们的创新意识。”刘东生说，这对我们认识地质科学与文化的关系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地质学史是地球科学与文化结合的重要内容。刘东生特别提到要大力开展科学史的通史，地方史，人物及纪念物三个层面的研究。

 

刘东生盛赞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的“地质学史研究所”的建立，“这在我国地质科学历史的研究中是一项有历史意义的举措。”他提出，“作为通史的研究，以在专门的研究机构和大学学院等为合适，希望有关大学或学院能够开地球科学史的课，培养从事地球科学史人才，为培育地球科学的人文精神作出贡献。”

 

中国文化中有一个修地方志的优良传统，近年来，各地有不少修志工作。刘东生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氛围，可供开展地方地质科学史的研究。”同时，他也谈到，近几年我国在地质公园建设方面进展迅速，大学、研究单位和地质工作的管理部门有很多人参与其中，应借此有利条件，开展地球科学与公众的对话，提倡与扶持开展地方性的地质科学史研究。“对这些地方地质历史志，不求博大精深，而求突出地方特色。”刘东生补充说道。

 

除了地学史中重要人物的立传工作外，刘东生特别强调，“对于具有纪念性的建筑物和纪念性的地点等，在中国可能留存已不多，但对于地球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的意义确很重要，亟待整理保护与研究。”他回忆说，上世纪90年代，一位英国的地质学家拿着一个英国人写的回忆录，一定要到北京东城区东单寻找一个小胡同。原来，回忆录中提到李四光先生曾经在那里住过。“后来花了很大的力气才找到这个地方，但遗憾的是，现在是一个军事用房，所以没能进去，也没有照像。”刘东生说，“这个小故事可能也说明，中国的地质科学的文化值得外国的科学家们共享。”

 

刘东生还特意提到了前中国地质调查所旧址兵马司九号，西四原地质部大楼，还有过去西南联大新校舍的地质系（在破铁皮房中短短的8年时间就出了十几个院士）等，“像这类有纪念意义的建筑是中国地质历史的实证，希望能得到保护并存留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