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刘先生是在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２０００年的盛夏。作为科技编辑，我一直比较关注国家的科技研究和发展动态，由刘先生主持的一项科研项目吸引了我，这就是国家“八五”重点科研项目《我国干旱和半干旱区十五万年环境演变的动态》。刘先生一生致力于研究中国黄土几百万年来所保留的古环境、古气候信息，以探索中国乃至世界环境演变的历程规律工作，他与安芷生、汪品先两位中科院院士带领一批研究人员孜孜不倦、全力以赴，终于完成了这一项目。该成果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我想，如果将它通过进一步梳理和总结，变成一部反映我国黄土研究特色的学术专著，那就太有价值了。研究中国的干旱半干旱变化，不但能够从科学理论上指导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而且对于全球环境演变的认知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的黄土是世界其他地方所没有的，黄土环境学说是刘先生独创的，因此这一研究成果的原创性和先进性也是显而易见的，能够代表该领域的最高水平。于是，经选题立项，我赴京向刘先生约稿。

 

初见刘先生的感觉至今记忆犹新。刘先生步履轻快地向我迎来，极其敏捷缜密的思维，令我辈叹为观止，根本想象不到他已年届耄耋。先生７４岁下南极，７９岁上北极，８５岁高龄依然豪情不减，深入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作野外考察。在与先生交往的三年中，先生一会儿去这儿一会儿去那儿的消息频频传来，我常常担心老人的身体能否吃得消，而事实总是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再一次见到先生，先生依然是精神矍铄，那瘦瘦的身躯内似乎蕴含着无穷无尽的智慧和力量。

 

先生给我留下的第二印象是他具有的超级人格魅力。他一身光环，令人眩目：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环境科学的诺贝尔奖”泰勒奖的获得者……并且，５０年来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质科学工作者，其中不乏黄土研究的佼佼者如中科院西安分院院长安芷生院士，可谓桃李满天下。然而，刘先生对我的约稿请求丝毫没有端大科学家的架子，虽然轻声慢语，娓娓道来，却一言九鼎，句句实在。他对我提出的想法给予了肯定。他认为，这个项目自启动已经过了近十个年头，在此期间大家的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可以综合做一个总结。在他的头脑里，“多做几年，以得到更好的（研究）结果”是他唯一的想法，对出书之类费时费力的事情，他并非如常人那样不愿意去做。由于项目是由多个科研单位合作进行，人员分散且当前的科研任务十分繁重，要将原有资料重新整理并补充新的内容着实不易。刘先生不惧辛苦不厌其烦，一次又一次地与韩家懋、卢演俦研究员商量解决问题的办法。在他身体力行的带动下，《黄土与干旱化》的写作大纲第一稿拿出来了，安芷生、汪品先院士于百忙之中赶来参加大纲讨论会了，随后大纲的第二稿也得到确定，写作任务迅速安排进行……最让我感动的，是先生嘱我经常去催他们，以免别的事多把写书的事挤跑了。可以说，要不是刘先生的鼓励和鼎力支持，组稿工作就不可能顺利完成。

 

“地学泰斗，黄土之父”。这些赞誉是对刘先生的学术地位而言，我则更欣赏先生老伴胡长康女士的评价：“老实，诚实，勤奋，吃苦耐劳。”因为它们是培育科学大师的高山厚土，使先生离我们很近很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