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知道刘东生老先生，是因为他在２００２年成为第一位荣获国际“泰勒环境成就奖”的中国人——这位地球环境科学研究领域的专家因对中国黄土沉积的杰出研究成就，荣获这项全球环境科学界的最高奖项。

 

８７岁的刘老先生近６０年来对中国古脊椎动物学、第四纪地质学、环境科学和环境地质学、青藏高原与极地考察等科学研究领域，特别是黄土研究方面做出了大量的原创性研究成果。

 

刘老先生最重要的贡献在黄土，但是，对于媒体“黄土之父”的称呼，他却明确表示：我不是“黄土之父”。理由是，其师杨钟健先生等研究者从上世纪３０年代即开始研究中国的黄土，并为后来者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然而，刘东生在黄土方面的研究实在堪称卓越：自上世纪５０年代以来，刘东生和同行经过艰苦努力，从描述黄土的沉积分布特征入手，划分出以中亚地区的岩漠为中心，向外依次出现巨大砾石组成的戈壁、粗沙组成的沙漠、细颗粒的黄土沉积等分带，确定了黄土沉积的来源和风成的原因。

 

特别引起国际学界瞩目的是，刘东生等运用古地磁年龄测定、古生物、同位素分析等多种现代研究手段，建立了完整的黄土沉积序列，反映出数百万年来，源自中亚的亚洲冬季季风、来自东南亚的夏季季风以及北半球西风带等多种因素综合而成的气候变化，其结果同用深海沉积物等其他样品得出的成果完全对应。

 

在上世纪６０年代末国际环境科学崛起之时，刘东生院士还率先在我国开展了环境地质调查，这对中国环境地质和环境科学的确立、地方病防治及环境质量控制均有开拓性意义。他还多次率领希夏邦马峰、珠穆朗玛峰和青藏高原综合考察队，开辟了我国的高山科考事业。

 

而黄土高原“克山病”的基本绝迹，中国沙尘暴的起因，这些与自然环境、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研究成果也都是刘东生及其同事的科研成果。

 

刘东生１９４２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地质地理气象系，早年师从古生物学家兼地质学家杨钟健先生，在鱼化石研究方面有突出成就。１９５４年，刘先生欲响应国家号召从事地质勘探工作，又放不下古生物研究，犹豫不决，最后在老师侯德封先生的鼓励下，定下心来从事地质研究。从１９５５年起，由包括刘先生在内的多学科专家组成的考察队，用了８个月的时间，完全靠步行对晋、陕、甘等地区进行了黄土高原水土保持的考察。

 

刘先生是一个地质勘探队员，又是一个老科考队员，在外人看来，这些工作十分辛苦，但他却乐在其中，认为“最有意思”。他说，搞科学研究，实则如同一个音乐家面对七个简单的音符或者画家面对几种单调的色彩。音乐家既可以把简单的音符谱成雄壮的交响乐也可以谱成优美的小夜曲，画家可以运用简单的色彩画出丰富的世界，科学家也是一样。他说自己从事黄土研究的这５０年，对于黄土来说，实际上是比较平淡的一个时段，但对于他来说，则始终充满了新的发现，新的尚需解决的问题。这种不断创新，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很有意思，和艺术家永远追求情感上的创新是同样的道理。

 

有感于当前一些科技工作者人文精神的缺失，记者向刘老提出了这个问题。刘老说，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结合太重要了！

 

刘老提及曾培炎副总理在去年“李四光科学奖”颁奖大会上的讲话。当时，曾副总理提到了地质工作需要经历的四个转变，其中有两点——地质工作要从单一的地质科学向系统的地球系统科学转变；要从主要从事矿产资源保证向矿产资源保证和环境保证并重转变。刘老还提到，今年８月即将举行的意大利佛罗伦萨地质大会，其口号也正是“从地中海向全球地质文艺复兴行动。”

 

在刘老的理解中，“向矿产资源保证和环境保证并重转变”实际上也可以说成是“地质文艺复兴”，就是要积极处理环境和人的关系，“以人为本”。

 

几年前，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化学家曾经套用一个地质学术语来表明类似的观点，这个名词是 “人类世”。作为地质学家的刘老赞同“人类世”的提法，他解释道，“人类世”的涵义正是，从工业革命至今，以及今后的若干年，都应该是一个“人类的时代”，而对于科学工作者来说，要想使地球恢复到工业革命以前的状态，科学研究必须为人服务、从人的需要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