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自己像侦探一样研究黄土，只有不放过任何细枝末节，才能找到隐藏的线索而真正深入其实质。

 

他创立了黄土学，平息了170多年来的黄土成因之争，建立了250万年来最完整的陆相古气候记录，被公认是有关中国黄土序列的“古环境研究之父”，其著作《黄土与环境》一书成为国际古气候和古环境研究的重要参考书。

 

他的研究跨越环境医学、环境地球化学、环境考古学、高山科考和极地科考等领域。

 

从马以思奖到泰勒奖，从国家最高科技大奖到欧洲地球科学联合会“洪堡奖章”，都是他毕生成就的见证。

 

“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然而他却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歌唱着“革命人永远是年轻”——1991年，74岁的他参加了南极考察队；1996年，79岁的他去了北极的斯瓦巴德岛；2004年，87岁的他踏入“死亡之地”罗布泊。他的学生们尊称他为“一百年出一个的超级老头”。

 

他爱好运动，爱好素描，爱好欣赏印象派作品，他还爱好摄影，他是自然和生命的欣赏者。

 

“我们都想着，老先生这次还会像以前那样，身体恢复后回到办公室，我们还要继续和他讨论问题、聆听他的教诲呢！前不久他们还告诉我老先生状态挺好的，昨天突然出现昏迷。大家都很难过，完全没有思想准备。”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所博士后蔡炳贵，在办公室唏嘘于老先生的突然离去。

 

窗外，是北京仍然无动于衷的春天。

 

蔡炳贵说的“老先生”就是刘东生。他是老先生的年龄较小的弟子之一，2000年才跟随老先生读博士。

 

1994年跟随老先生做博士后的谭明，也一样不能接受这个残酷事实。“我们都懵了，好像老先生一直在我们身边，笑眯眯的。”

 

4年前的春天，人民大会堂，老先生从国家主席胡锦涛手中接过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中国科技界的最高荣誉。那一年，正好是刘东生与黄土结缘50周年。

 

6年前，美国南加州大学报告厅，老先生走上领奖台，领取世界环境科学最高奖——泰勒环境奖，他感叹“70年来，中国的地质学研究成果终于登上国际舞台的制高点”。

 

“正如人类文明的兴衰更替为我们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历史遗痕，自然界沧海桑田的环境变化也在地球上刻下了3本完整的历史‘大书’：一本是完整保存古环境变化信息的深海沉积，一本是系统反映气候变化的极地冰川，而第三本则是中国的黄土沉积。这三本‘书’是我们认识地球上自然历史、气候、生物变迁的最佳文献档案。”

 

泰勒环境奖颁奖典礼上，评审委员会成员科恩教授用颇有诗意的语言描述中国黄土沉积这一独特的地质现象，同时也肯定了以刘东生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在黄土研究上取得的卓越成绩。

 

 

在老先生看来，中国人世世代代休养生息的中国黄土，是一个巨大的地质文献库，隐含着地球环境变化的各种信息，它像一把钥匙，能够解开数百万年来无数的地球奥秘。

 

老先生求索黄土奥秘的开始，是一个脍炙人口的传奇故事。

 

1954年，为了满足当时的迫切需要，刘东生和当时的地质学一起开始了转型，他参加了三门峡水库及金、铜、镍矿的勘探工作。第一次参加对黄土高原的研究考察，是在河南省会兴镇——今天的三门峡市。就在这次考察中，时年37岁的刘东生认识了他后半辈子的两件珍宝—— 一是黄土，一是他的夫人胡长康。

 

晚上散步时，刘东生发现了一排排水平而整齐的灯光，对于一个黄土高坡上的小镇来说，应该不可能是楼房，但这样整齐的建筑又会是什么呢？刘东生一夜辗转难眠，第二天找过去才知道，一排排灯光是从当地老乡住的窑洞里发出来的。这里的窑洞跟城市里的楼房一样，在同一个位置有好几层，所不同的是，这些窑洞的房顶都是一片红色的土和下层一片被老乡称之为“料姜石”的石灰质结核层，科学名称为“土壤层的淀积层”，老乡们就利用淀积层的坚固性来做了窑洞的天花板。淀积层水平延伸得很长，而且一层层和黄土、红色的土相间隔，三层窑洞都同样是以料姜石做天花板，黄土做墙，红色的土做地。

 

刘东生回到驻地后跑去请教土壤学家朱显谟，朱显谟告诉他，以前被杨钟健称为“红色土”的沉积物可能有地质时期的土壤残留。随后，他们俩一起对“红色土”中的“红色条带”进行研究，证实了它们确实就是古土壤层，而整个“红色土”层就是含有古土壤的黄土沉积。这一重大发现，一方面将黄土沉积的时代，从过去的晚更新世（约10万年）延伸到整个第四纪（200多万年）。另一方面，在黄土剖面中区分出两类颜色和结构都差别很大的地层单元—— 一类为黄土层，通常呈灰黄色，质地较均一，无明显结构；另一类为古土壤层，呈红色，有明显的土壤结构和土壤发生层次。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后，刘东生认识到黄土堆积时期代表了寒冷干旱的气候环境，而古土壤发育时期则代表了暖湿的气候特点，黄土与古土壤的交替代表了第四纪时期气候的大规模波动，黄土剖面由许多黄土与古土壤交替而成，说明气候冷暖干湿的交替远不止4次。1958年刘东生发表在Science Record（《科学记录》）上的论文，引起国际科学家的关注。

 

刘东生说：“设想一下，如果类似现在沙尘暴的风沙天气会带来0.01毫米厚的尘土，每年10次便能积0.1毫米，10年1毫米，100年1厘米，1000年10厘米，1万年1米，到现在，黄土高原上最厚的地方已经深达250米，换一种说法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见的黄土高原已经存在了250万年，从地质上讲，我国的干旱史也有250万年了。”

 

刘东生通过系统的研究，重建了250万年以来全球环境变化的历史，成为迄今全球唯一完整的陆地沉积记录。这个成果1985年发表在《黄土与环境》中英文专著上，后应德国科学家的要求又进行了修订，以《中国黄土》为题在欧洲重新出版。

 

对这项工作，国际上的有关科学家表示钦佩与惊讶。华盛顿大学教授Busacca在一篇书评中写道：“曾多少次，地质学家以及那些努力探索第四纪历史的学者们渴望着一个在完整性、时间跨度和详细程度上可以与深海岩心相媲美的陆相岩石记录。我们可以多年地苦苦奋斗去识别、去对比、去定年，可那总共才占第四纪时期一小部分的四五个冰碛垄。我们怎能想到刘东生等对中国200米厚、含30多层古土壤以及无脊椎、脊椎动物和早期人类化石的风成沉积的研究竟然建立了整个第四纪时期的丰富记录！”

 

黄土对刘东生这样的地学研究者意味着什么呢？“就好像一架钢琴对一位音乐家。还是这架钢琴，还是‘1234567’七个音符，可以奏出《英雄交响乐》，也可以奏出《黄河大合唱》、《黄河颂》来；就好像红黄蓝三原色对于一位画家，在不同的画家手里，可以画出来《蒙娜丽莎》这样不朽的杰作，也可以画出很多其他东西。”刘东生还强调说，艺术家追求的是情感，而科学家追求的是智慧。他想从黄土研究中找到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答案，找到沙尘暴频频发生的答案，找到今天环境问题的解答。

 

从上世纪60年代起，刘东生把研究全球环境变化的视野，从黄土高原拓展到青藏高原，致力于青藏高原隆起与东亚环境演化的研究。他高瞻远瞩，把仅从地球固体岩石中寻找环境答案的做法，扩展到整个地球圈，开辟了地球科学的新的研究领域。20世纪90年代后，地球系统各圈层相互作用的研究，已经成为环境学术界的研究热点。

 

纵观20世纪全球环境变化科学，从该世纪上半叶的4次冰期学说，到60年代的多旋回理论，到80年代的全球变化研究，再到90年代的地球系统理论，刘东生在这3次大的理论突破中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对多旋回理论，他是主要的奠基人；对全球变化理论，他是国际对比标准的建立者；对于地球系统理论，他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为地球系统科学研究提供了成功范例。

 

“科学和登山运动一样，为你所看不见的观众而劳动，因而需要责任感。正是这种责任感，使我们感觉到用自己的知识为人民去工作才是最大的幸福。”刘东生这样认定自己工作的价值。

 

 

“我1954年开始研究黄土，这50多年的岁月使我感觉离不开黄土，但是更让我离不开的是和我一起工作的这些同志们，他们使得我们国家的黄土研究真正地能够形成科研上的一股力量，还能够真正地做一些事情。”刘东生在领奖和接受采访等多个场合真诚地表示，一起共事的同事和同行是他“人生里头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锦绣文章傲群伦，精博学问育桃李”是学生丁仲礼和朱日祥对刘东生的评价。学生韩家懋则说：“老先生的经历、思想、学术和品德都是一个整体，否则，成就不了今天的他！”

 

韩家懋回忆起自己第一次见到先生的情景。“我1965年考上先生的研究生，第一年集中在中关村的研究生院上公共课，先生捎信来约我到所里一趟见个面，我就去了。那时候先生已经是名满天下的大学者，我一路上还担心怎样与大学者打交道，但见面以后，顾虑全打消了，先生没有一点架子，非常平易近人。问了我大学期间的学习情况之后，他考虑到我是地理专业的学生，鼓励我要加强地质与生物方面的知识储备，好好学习。先生还带我到各实验室转了一圈，认识了大家，就这样与先生的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

 

“我认识老先生20多年了，不管是1980年组织青藏高原国际科学考察讨论会，还是1991年组织召开国际第四纪科学研讨会，或是1995年西南红壤及其贫困问题的考察，我更多地看到了这位谦和的老先生做人的美德。他尊重人、善待人、包容人、团结人，做人确确实实做到家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工作局原干部、科技部科研诚信建设办公室顾问孟辉回忆起刘东生的两样细微之处：一是尊崇和感激前辈先贤的业绩，感念铺路人的创业之功；二是尊重二线工作人员的劳动。

 

“我当时读了刘先生写的《科学家的社会责任》，觉得文笔优美、感情真挚。而更重要的是，刘先生这一代科学家对科学精神的传承，往往就体现在这样的细节当中。”孟辉说。

 

“解放前，中国的地质学在世界上颇有地位。20世纪30年代可以说是中国地质学的黄金时代，出了一大批人才，像丁文江、李四光、翁文灏、章鸿钊，他们是我国真正的地质学奠基人，还有赵亚曾、黄汲清、程裕淇等等，他们有的走在外国人前边，或者差不多。这些人才在当时是世界一流的。”刘东生说：“如果没有李四光、杨钟健、侯德封等老一辈地质学家对自己的耳提面命，没有他们的传道授业解惑，自己也许不会在地质学的大道上走这么远。而在西南联大学习时，闻一多、朱自清等一代大师们的道德文章，也使自己终生受益。除了业师之外，还有其他老师，他们的工作给我很好的准备。”

 

在共同的研究中，刘东生又与施雅风院士、孙鸿烈院士、孙枢院士、郑度院士结下深厚情谊。他在《青春将永放光芒——纪念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30周年》的文章中饱蘸激情地写道：“早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要‘话说青藏高原’需要阅读德文、法文、俄文、英文的书藉，而我们自己的先行者们所留下的脚印是那样稀少而难以寻找。50年代之后我们对青藏高原的科学考察连续不断。一批一批的科学考察队员们，在默默前进的旅途中、在艰苦的攀登中、在寻探生命进程的沉思中、在风餐露宿的惊险行程中，已经一步一步地把青藏高原变成为世界上科学研究的一个亮点。”

 

从前辈汲取的营养，又毫无保留地传递给他的弟子们——大弟子中国科学院西安分院原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安芷生，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丁仲礼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刘嘉麒，韩家懋研究员，郭正堂研究员，现在的新生代地质与环境研究室主任肖举乐……

 

这样的承前启后，使得中国黄土研究者一再往前推进黄土的历史：20世纪30年代，刘东生的老师杨钟健等研究者开始研究中国黄土，认为黄土的形成是十几万年前的事。上世纪50年代以后，在刘东生这一辈研究者的努力下，黄土的历史被倒推至第四纪早期，距今260万年，建立了250万年来最完整的陆相古气候记录。此后，刘东生的学生安芷生、丁仲礼等人把它推到600万~800万年前；再年轻一辈的郭正堂等人将黄土的历史追溯到2200万年前。

 

2002年，刘东生获泰勒环境奖后特意去家里给102岁的王恒升院士报喜，王恒升既是刘东生在西南联大时的老师，又是当年地质调查所的同事。王恒升女儿王莹棣回忆说：“那年父亲101岁了，脑子也不大清楚。刘先生还是执弟子礼，毕恭毕敬地把证书展开，捧给父亲看，鞠躬感谢业师的培育之恩。刘先生在西南联大的老师大概仅有父亲健在了。难得刘先生耄耋之年大喜之时，还惦念着60多年前的老师！如此人品风范，怎么不让人敬佩。”

 

功名显赫的人毕竟稀少，大多数的前辈则默默无闻，湮没在时光的尘雾里。

 

“1946年我初到地质调查所，一切都觉得新鲜，尤其对地质调查所中非地质专业的人和他们的工作最为印象深刻。许多做二线工作的老师傅的高尚人格、精湛技艺、敬业精神、创新意识和培养人才的热情，都令人敬佩而神往，希望研究地质学史的同行们能为他们写些文章。” 1950年以前的地质调查所，几十年来走出了49位院士，他们的成就建立在更多无名之辈的奉献之上。刘东生身体力行，多次撰文或在相关会议上赞扬地质调查所那些做二线工作的老师们：测量的颜惠敏，仪器装配的胡宝琳，绘图的鲁巨川、白耆彬，磨片、照相的李时俊，制作模型、后来成为古生物学家的胡承志，采集化石的王存义等，赞颂他们出色的工作，希望人们在纪念地质栋梁的同时，不要忽视了幕后工作者的贡献。

 

中国探险协会主席高登义写下《悼刘东生先生》：科星陨石归黄土，太阳东升又西落；一心解读环境史，滴水入海尽辽阔。

 

谭明说一幅对联难于概括老先生的一生伟绩和人格魅力：探黄土登三极，一生谈天说地。证旋回辟新域，百年科学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