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8日，在北京海淀区中关村中科院黄庄小区刘东生先生家里，记者见到了他的女儿刘丽和儿子刘强。与父亲相处时间并不很多的姐弟俩，噙着泪水对记者谈起了他们的父亲。

 

“我因工作3月3日回到北京，父亲6日就走了。他似乎在等着见我最后一面。他给我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你在外一定要谦虚谨慎。’”正在从事中美科技文化交流和教育工作的刘丽一边说着，一边不由自主地擦去眼角的泪水。

 

“我是5日赶回来的。我与父亲最后一次见面是在春节前。在他化疗期间，我不便频繁去医院看望他。每次我去医院时，他似乎感觉到什么，与平日不同，很愿意对我谈起过去他的一些生活与科研经历。他谈起中国地学界的历史与发展如数家珍，对中国地学界的老前辈们无限景仰，很多故事是我从来没有听他说过的。虽然他仍像平日一样，记忆清晰，思路严谨，我还是有特殊的预感，他为什么如此怀旧呢?”刘强也忍不住流着泪水说道：“我父亲在最后一两年中，也和他的晚辈学生们聊起很多地学界的传奇故事，告诉他们以后应该进行系统性的整理。”

 

刘丽说：“我10岁前一直与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当我回到父母身边时，父亲去了中科院贵阳地化所工作，与母亲两地分居。我印象中，家里基本是母亲、弟弟和我一起过日子。当父亲后来回到北京，也是经常出野外工作，很少与我们在一起。我们长大后，都有了自己的生活，各自出国学习和工作。也许，我们比许多人家里的孩子得到的父爱更少。当然，尽管如此，我们也能感受到他的父爱。他在野外时，每个星期都会给我们写信，那时还不太会写字的我，常常给他寄上我画的一些小画。每当他到世界各地开会考察时，他也会寄给我们明信片，很有纪念意义。”

 

“自我记事以来，他一直非常忙碌，在家的日子很少。每每回家，包里带来的是一些标本，还有外地的一些特产，如新疆的葡萄干之类。”

 

这些记忆中的片段深深烙在姐弟俩心里。

 

 

“‘文革’时期，父亲被罚扫地，家里从两居室的房子搬到了一居室，加上奶奶，一共5口人，很困难。当时，我在上幼儿园，小孩们都认为扫地的人都是‘走资派’，是坏人。搬家时，也没有人帮助，他那时已经50岁了，自己忍受着内心的压力，一个人独自把书从一楼搬到四楼。”

 

刘强知道，父亲是个不愿把磨难和痛苦告诉他人的人。在一次野外考察中，他们家的照相机掉入了水里，这是他们家很重要的财产。若干年后，刘强才知道那是一次重大事故。他父亲在野外考察时骑着马过河，马可能踩上了一块很滑的石头，摔倒在水中，被冲下了瀑布，而落入水中的父亲抓住了岸边的巨石，才捡回一条命。

 

姐弟俩都认为，父亲对他们的教育身教多于言教。在贵阳工作时，父亲一年回家一次，到家后，就让他们学习，教他们外语。但每每不到10分钟就有同事来谈事情，他们就“解放”了。

 

刘强记得，1976年唐山地震后，他们住在地震棚里，在那样的特殊时刻，父亲没有放弃学习，经常利用楼道的灯光在一楼楼梯口看书，因为这样，地震时可以快速离开。

 

同时，他们也知道父亲是位博学的人。小时候，姐弟俩会想办法为难父亲，经常在字典里挑他们认为很难的英文字考父亲，可没有一次难住过他。

 

刘丽介绍：“我儿子与我父母一起生活了10年，受爷爷影响很大，也很敬佩爷爷。需要查字典时，只要看到爷爷就说：‘爷爷在呢，还查什么字典呀！’我儿子在做人、做事方面就像父亲按照自己的意愿克隆出来的一样，做事很认真，很有想法和目标。小学二年级时，有时头一天没有完成作业，第二天清早5点钟就起床披着棉衣写作业。”

 

刘丽还介绍，在2004年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之后，有关方面希望给他出版传记，父亲每天早晨4点多就起床录音，因为大家起床后，录音效果不好。他就这样录了几十盘带子。

 

刘强记得，有一年，父亲为了给老师王恒升过生日写贺词，委托儿子在瑞士苏黎世大学查资料，因为王恒升曾在苏黎世大学学习和工作，他要核实事实，而不是凭印象写。刘强找到了王恒升的论文和其他资料寄给了他。

 

然而，在刘强眼里，父亲曾经也是那么不近人情。2004年，刘强体检发现患有肾癌，希望父母能够帮助找一家有名气的医院治疗，可父母虽然着急，却告诉他，“我们没有这样的关系”。刘强最后等了一个月，在给他体检的医院做了切除手术，身体得到了康复。

 

 

刘丽赶上了“文革”。改革开放后，她留学日本和美国，获得了心理学硕士学位。刘强是中国恢复高考后1979年考上清华的大学生，后留学瑞士，目前工作在瑞士。无疑，姐弟俩在同龄人中都是佼佼者，非常优秀，但他们说：“我们压力很大，因为永远达不到父亲的希望。父亲自己知识面很广，要求严格，对我们很严厉，一直希望我们能在各方面取得第一。”

 

“当然，我考上清华时，感觉到他很高兴，而我博士毕业没有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读博士并继续从事科研，使他非常遗憾。”刘强说。

 

“我如果有父亲十分之一的认真和毅力，肯定不是现在这样。任何人如果能够像他这样认真，都可能成就一番事业。”刘丽认为。

 

“父亲这一生给我印象最深的事情是2002年他在美国南加州大学领国际泰勒环境成就奖的场面。我当时在洛杉矶，也参加了他的颁奖典礼。当美国政要和诸多著名科学家都站起来长时间鼓掌、祝贺他时，我感到从未有过的自豪。颁奖结束时，100多人排着长队与他握手。我这些年在国外，没有见过这种场景。他得到了所有人的尊敬和爱戴，而我们不可能比他做得更好。他虽然没有留学经历，也没有在国外工作，他把事业扎根于中国，做出了世界级的科研成果，开展了广泛的国际交流，获得了国际最高荣誉，也为中国的科技工作者赢得了崇高的声誉，我们望尘莫及。”刘强最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