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东生院士是中国科学界的大家，更是一位慈祥、朴实、率真的老人。他今年将近90高龄，如果没有特殊活动，他一般会在每个工作日的上午九点，走进他位于北京德胜门外大街的中科院地质所办公室，开始他一天的工作。

 

2006年2月22日——一个平常的工作日，笔者走进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所，与这位具有“大家风范”的科学家进行了3个小时的访谈。此前一天，刘东生院士到中科院研究生院玉泉路园区给研究生们上课。课程的名称叫“创新型国家建设时期的中国地球科学”。90分钟的课程，他坚持站着讲完。

 

 

刘东生院士曾就读于西南联合大学——这是一所传奇性的大学。60多年后的今天，国人对西南联大的怀念，主要源于这所仅存8年之久的大学在人才培养方面的辉煌成就。和刘东生的谈话，自然从西南联大开始。

 

“在西南联大，我当初学机械，是因为当时受到了工业救国这一思想的影响。但是，当时工业并不发达，在抗战中基本没有什么工业，就萌发了改学地质的想法。”刘东生背靠沙发，春天和煦的阳光透进窗内，他像一位邻居家的大爷，讲述陈年往事。他说，有三件亲身经历的事情，促成了他对专业选择的转变。

 

“抗战期间，国家需要大批铁矿。在昆明附近，有个易门铁矿。”刘东生院士回忆道，易门铁矿1937年刚刚开采，但当时并不知道易门铁矿的真实储量和开采价值，当地政府就请了西南联大地质系谭锡畴教授前去勘查。谭锡畴是地质界的老前辈，他根据当地的地质构造、矿产类型、矿藏质量、保存状态等，得出的结论是，这是个值得开采的大矿。

 

“我们觉得很神奇。”刘东生说，谭老先生到易门转了一圈，就知道了那儿的矿产储量，决定了当地的命运。“我那时刚从中学毕业，觉得地质研究很神奇，很了不起，这样可以发现自己的资源，这对国家抗战非常有用。”

 

随后，不经意间看到的一篇文章，使他看到了地质研究与抗战救国的内在联系。“当时，在昆明有份很有名的报纸叫《益世报》，在这份报纸上我看到了一篇文章《论抗战和乡土研究》，“这文章是我后来的老师、中国古脊椎动物学专家杨钟健写的。文章讲，只有了解自己的家乡，才能谈得上热爱自己的家乡，热爱家乡才有抗战热情，爱国就是爱自己的家乡。”生活本来就是丰富多彩的，走上哪条生活道路则充满着机遇和偶然性，这篇文章给刘东生启发很大。“家乡的山山水水必须认识它，你通过什么认识呢？那就是地质学。通过地质去认识家乡的美好，山是怎么形成的，水是怎么变化的。年轻时就这么一个挺简单的思维，使我通过这文章萌生了转专业的念头。”云南秀丽的风景使刘东生更是对地质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放弃学习机械，改学地质学。

 

发生在1938年9月28日的日本对昆明的轰炸，使刘东生真正把自身的兴趣和国家的需求结合了起来。“这是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昆明，我们当时躲在西山上看，20多架飞机从北边飞到昆明上空，炸弹直接投到西南联大的校舍。我们有个姓林的同学，是9月27日从天津到昆明的，28日当天躲在宿舍屋檐底下，房顶上的瓦经炸弹震动全部溜了下来，砸到他头上，当场死了。我们班当时好几个同学受了重伤。”

 

回忆起这些痛心往事，刘老的话语中带着沉重，“那个时候，我们抗战的心情非常强烈。甚至有些同学觉得，念书有什么用，干脆上前线去。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下定决心不学机械了，改学地质，觉得学地质比学机械对自己更加适合，对抗战更加有用。”

 

今天，当我们回味这三件事的时候，会看到了一位热血青年在民族危亡的时刻，在科学救国的道路上所作出的选择——自身志趣和祖国命运的充分结合。这是一种大敌压境、国难当头的年代，一个青年对自身专业所作出的恰当选择。

 

 

即便是在今天的大学里，转系、换专业都是难上加难的事情。那么，成就了这位日后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泰勒(Tyler)环境成就奖得主“转系”愿望的西南联合大学，在刘东生眼中究竟有什么特色？对今天的高校有什么借鉴？

 

“有关西南联大，大家已经谈了很多。我自己体会最深的一点，就是学术空气比较自由，同时大家都有一种‘选择最好的精神’，老师选择最好的学生，学生选择最好的老师。一方面，教授可以根据自己的最擅长的领域开课，学校也经常请院外的人来做学术报告；同时学生可以自己组织、选择自己的一些社团活动。另一方面，学生可以根据自身的志趣，选择最好的、自己最喜欢的老师和课程。学工科的学生，也可以改学自己感兴趣的其他学科，可以选那些文学、历史等方面著名教授的讲座。”

 

西南联大当年大师云集，真正在实践着“坚、毅、刚、卓”的精神。“朱自清、闻一多等大家给我们讲课，不是仅仅讲文学，而是将文学和国家局势、做人的道理结合起来。其他专业的老师也一样，他们讲授知识的同时，给我们也传授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刘东生说，听大师讲课可以使得自己研究的境界也跟着提高了。

 

与此同时，西南联大在制度上也富有弹性。“学工科可以救国，学文科也可以救国。但不同人有不同的兴趣、爱好。结合自己的兴趣来选择专业，可以学得更好一些，更容易出成果。”刘东生院士认为，刚从中学毕业的学生，并不知道那个学科对自己更适合。这就需要给同学们进行自由选择的机会，这种机会包括学生选择老师、专业、课程的机会，也包括选择学习方法的机会——西南联大给学生这种机会。

 

“我觉得，研究生院应该多请一些国际上的大师级人物，给学生造成一种比较高的研究的氛围。”刘东生认为，“对研究生来说，大的研究方向基本确定了，但是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课。”研究生应该在课程、教师等方面有选择的空间。这不是随便自由的流动。今天的大学应该有个自由度，这样对学生可能更好。

 

 

刘东生1942年从西南联大毕业后，到重庆的中央地质调查所工作。中央地质调查所是中国建立最早、规模最大的近代科学研究机构。1913年，地质调查所成立，由从英国学成归来的丁文江任所长。地质调查所早期设在北京,后迁往南京。由于抗日战争的影响,又曾迁到长沙、重庆。从1913年地调所成立，到1950年撤消，这一中国最早建立的地质科学研究机构走过了37年的光辉历程。中央地质调查所是近代中国最早从事地质科研与教育的机构，它代表了中国社会发展、民族独立和科学振兴的需要。

 

刘东生认为，中央地质调查所是解放前中国一流的科研机构，“地质调查所有三个职能，科研、地质矿产调查和人才培养。在地质调查所成立30周年的时候，当时物理学界、工程学界等的专家认为，当时的地质学是中国自然科学方面的带头羊。走向世界的前面。”

 

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作为国立研究机构的中央地质调查所，为何能一支独秀？“我觉得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它和国家的需要结合起来了，比如抗战期间，发现了玉门油矿，对抗战发挥了很大的贡献，这是地质调查所的光荣。另一方面，在研究方面，它不停留在完成政府交办的任务上。它立足于中国实际，站在国际同行的水平，和世界一流科学家在一个锅里吃饭。”

 

“比如，杨钟健先生研究恐龙，以前国内没有人研究过，他一发现新奇的东西，就直接和德国古生物学家许耐（Huene）直接联系，发现和他所研究的欧洲的恐龙是一回事，他们两个人就有效地沟通了。这说明他们的研究工作是在一个水平上，杨钟健先生是站在国际同行之中、而不是之外的。”

 

这对今天的研究生教育有什么启发意义？刘东生说，“我现在鼓励研究生、年轻人，不要认为我们的研究工作和国际同行从事的工作是两回事，而应该认为，我们研究的是同一个科学问题。要真正做到‘面向国家战略需求、面向世界科学前沿’。”

 

 

“我们那时候毕业正式工作就来中央地质调查所了，算是‘科班’出身。”在地质调查所，“科班”出身的刘东生初期并没有直接从事科研，而是做类似于图书管理员和出版、校对等工作，无形中接受了一些科研工作中的基本功训练，继续“科班”训练的生涯。在他眼中，正是这些初级工作奠定了他坚实的科研基础。

 

“我当初愿意到图书馆去。在那个地方，我的收获之大，是在其他地方学不到的。”刘东生说，地质调查所和美国国家地质调查所（U.S.G.S）以及各国主要的地质机构都有馆际交换，世界各国地质科学方面的最新出版物，在地质调查所的图书馆都能看到。

 

“以美国地质调查所（U.S.G.S）为例，我从图书馆所收藏的美国地质调查所的出版物所了解到的，不仅仅是了解他们做了哪些研究项目、开发了哪些矿山，而是全面了解了美国地质调查局对美国政府所发挥的作用，它的经费来源，它的行政制度，甚至在科学普及方面中的地位。这个没有人教，在书本杂志里面也看不到。”刘东生说，“我在搬运那些不同种类的出版物的时候，有机会留心观察；便可以发现哪些是学术类的，哪些是科普的，哪些是给政府的工作报告，哪些是研究交流活动等等。”

 

此外，刘东生还参与期刊的校刊工作。“那时候，我在黄汲清先生担任主编的《中国地质学会会志》和侯德封先生主编的《地质论评》中作编排、校对等工作。我用了几个月时间，知道了编辑出版工作的基本规范。这让我知道了写论文的基本规范。为许多年后我自己负责编辑刊物的工作打下了基础。”

 

刘东生在评价他西南联大和中央地质调查所初期的工作时说：“在中央地质调查所是一个作科研工作的准备阶段，得到了基本训练，使人能够对自己研究的未来做出最好的选择、最好的准备，所以这个阶段很重要。到真正的研究工作中，必须站在国际同行中，要和国家的需求结合起来。我在西南联大是学习阶段，在地质调查所是科研的准备阶段。这两个阶段奠定了我后来从事科研的基础。”

 

 

刘东生被誉为“黄土之父”。他认为这样的称呼并不确切。因为在他以前，他的老师们已经做过开创性的工作，他只是传承前人的工作。和他同时开展黄土研究的人，同样对中国黄土的研究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仅是他们中的一员。而他的学生和年轻人，才是真正现在和未来科研的主力。他仅仅是在科研的长河中承前启后的人。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他和同行们经过艰苦努力，从描述黄土的沉积分布特征入手，划分出以中亚地区的岩漠为中心，向外依次出现巨大砾石组成的戈壁、粗沙组成的沙漠、细颗粒的黄土沉积等分带，确定了黄土沉积的来源和风成的原因。是他潜心科研60余年，查清了170多年来的黄土成因的问题，建立了250万年来最完整的陆相古气候记录。

 

“我们要有个历史的心态看待科研成果。你的某个成果，仅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特定阶段的一个特定表现而已。我们仅仅在这个阶段、这个地方，有这么一点停留、做出了一点成绩。”刘东生侧着身子，用张开的双臂比划着历史的长度，而用拇指和食指之间的分寸显示个人的贡献，“比如，在中国的地质历史上，我们对黄土给了更多的说明。后来人在做黄土研究的时，他们可能会少花一点力气。正因为如此，我所做的黄土研究是承前启后的工作，所以我要感谢我的老师，更要感谢年轻人。”

 

“我们的工作不可能从零开始。”刘东生说，李四光、杨钟健、侯德封等老一辈地质学家对自己的耳提面命——没有他们的传道授业解惑，自己也许不会在地质学的大道上走这么远。而在西南联大学习时，闻一多、朱自清等一代大师们的道德文章，也使自己终生受益。正是他的老师的工作，开辟了黄土研究的道路。这些老师，除了业师之外，还有其他老师。他们的工作给我很好的准备。“这个非常要紧。”

 

作为博士生导师的刘东生，在“承前”的基础上，也注重“启后”。在他身后，已经有一大批从事黄土研究的科研工作者——这包括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西安地球环境研究所、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兰州大学、西北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研究机构的一大批优秀科学家，他的学生中已有四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安芷生、刘嘉麒、丁仲礼、朱日祥。

 

“我不要求学生一定要学我，他可以学其他人。我所起的作用，仅仅是给学生创造条件，给年轻人创造条件。这是历史的规律。后来人总比前人强。我比我的老师做的工作多一点，不足为奇，现在的年轻人工作比我们做得好，也是应该的。”

 

刘东生说：“我们这样想，更要这样做。我们不能只看到今天的成绩，而更要看到未来，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我们在西南联大和地质调查所所受到的教育之一，就是那些老师们、研究人员经常或者可以说日常谈到工作，谈论的都是未来要有什么发展、应该做些什么。这就要求研究生要着眼于将来的发展，看到未来的科学问题。”

 

 

刘东生所带领的“黄土研究”队伍为什么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绩？除了坚实的科研基础、前人的积淀、面向世界科学前沿等“秘诀”外，刘东生认为，“这里面，也有个机遇。我研究的是中国有特色的黄土。”

 

“说老实话，我觉得真正支持我们的力量，还是国家的需求，国家的建设，国家的发展，国力的增强，这些是我们的动力。国家需要我们做，我们就有信心。我觉得，只要国家需要我们，我们就不会有什么吃亏的感觉。这是为国家建设添砖加瓦。我自己问心无愧。”

 

“别人还以为我在说大话呢，”他愿意在这个春日的上午，面对着笔者的纸和笔而娓娓道来，并准确无误地转述给年轻的研究生们：

 

“我这样做是对得起人民。一个人在遇到最大的困难的时候，需要一个支持你的信念。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是我们最大的信念，这些信念可以支持我们克服一切困难。”

 

“我不需要外国人来承认我，我们对祖国的建设做出了贡献就好。我们对黄土区的老百姓无愧。我们吃了他们的馒头，我们给他们做了工作。”

 

“所以，有人问我们，你几十年来坚持下来的动力是什么？我说，国家的需求是支持我们研究的最大的动力。”

 

 

刘东生给研究生们上的课，就叫“创新型国家建设时期的中国地质科学”。对于创新型国家建设，他有独特的见解：“创新型国家也可以理解为不断前进的国家，总有新东西出现的国家。我们不能靠别人替我们来研究、解决我们的困难。创新型国家建设，就是要自己来做创新，要自主创新。当然学习别人也是必要的。创新型国家建设中，最主要的是人才。”

 

那么，包括研究生教育在内的高层次人才培养怎样才能适应这一国家战略？刘东生认为，最主要的，是要树立人才是第一位的观念，要树立未来观念。教育要和国家的需求结合起来，这个非常要紧。

 

其次，要系统性地提升人才培养质量。“过去有句话：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如果我们今天正确理解，就是基础的训练，基础的科学知识，是非常重要的。同时要引导学生要有正确的科学态度。”

 

“对现在的研究生，很多人有相似的感觉，就是基础还很不扎实。主要原因是本科教育不够扎实。一个简单的道理，我们老一辈的人，进大学之后英文已经很好了，用不着在研究生阶段学英语，再花很多时间学基础课。现在，研究生要用一年时间上基础课，这无形中缩短了用于科研训练的时间，这就自然降低了质量。我希望大学本科的教育应该大大加强。学生们在大学阶段应该把基础打好，在研究生阶段选择一个题目作研究。外语应该在中学、大学学好。”

 

“中国社会正处在转型中。新的东西正在建立，旧的东西还在运行，中间会有一个空档，这改进需要一个过程。”刘东生说，“比如，英语要学好，教育部必须对基础教育和大学教育提出一个系统化的改进方案。单靠某一个大学、研究机构的努力是不够的。”

 

第三，科学研究的过程是不断失败、不断前进的过程。就科学本身来说，需要知难而进。这就需要一个人不怕挫折、艰苦奋斗、百折不挠的精神。比如某种药品，作了数百次试验后才成功。“我在中央地质调查所的图书馆搬书、做校对，当初看来并没多少意义，但对未来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这在研究生培养中，要注重这方面的训练和教育。

 

第四，身体很要紧。过去听前辈的学生们说，在国外，我们中国学生在大学里面比外国学生学习好，但工作之后，到作研究的阶段，外国人有可能几天几夜连续坚持做实验，都不在乎，但是我们好多中国学生身体就支撑不住了。所以人才的培养是全面的、全方位的过程，身体素质本身也很重要。

 

 

几十年来，刘东生培养了大批硕士生、博士生及博士后学生及科研骨干，现都成为科研战线的领导和中坚。他说：“从上世纪50年代起，我一直与年轻人在一起，认识到培养人才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我的学生或比我年轻的一辈对我也很重要，教学相长嘛。在人才培养上，我一般让年轻人放手干，今后要靠他们争取更大的成绩。”

 

在研究生教育方面，刘东生认为，“主要是要发挥研究生、年轻人的积极性。他愿意做什么，导师帮着做就好了。我研究什么工作，不是找研究生来做，我的研究生和我的科研并没有直接相关。”

 

“导师要放手，导师对研究生的责任是引导他们。要让研究生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你对那个有兴趣，你才能做好。”刘东生说，他不赞成研究生帮导师干活的做法，但他认为，“导师从事一个大课题，和年轻人在一起做，在这个过程中培养研究生也挺好。”

 

刘东生认为，对研究生来说，发现自我、超越自我是非常重要的。“有人从小志向就定了，有人在工作中发现自己，有人是在失败后发现自己在另外的方面是成功的。要发现自己的志趣、能力，在这个基础上超越自己。兴趣、恒心、勤奋，都是从发现自己这儿来的。只有发现自己了，才能有兴趣，才能做出贡献、才能更进一步超越自己，这是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气质和条件。”

 

刘东生说，现在对很多研究生来说，有些专业课在大学阶段学得不扎实，回到所里面也不能学，所以，在研究生院集中学习很有必要。此外，一些研究所圈子很小，在研究生院的圈子里面大得多，接触的面大一点，让学生接触的更广阔一点，通过接触、交谈一下对研究生更好一点。

 

对于研究人员上讲台的问题，刘东生说：我去讲一次课，要准备很久。许多在一线工作的同志很忙，要他们花长时间准备课程也不现实。目前研究生院实行的夏季学期制度，主要是搞一些专题讲座，这样可以将前沿热点问题给研究生们讲讲。学校里也有些学术活动，这个很重要，这方面受到的教育有时候很大。

 

最后，刘东生院士自谦地说，这是他个人的经历和一些简单的想法，并不一定有普遍的意义，“希望对研究生院和未来的科学家们提供一点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