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发展的动力之源只有一个，就是“人”。“人类”，英文为human being，“being”为存在之意，当人以human的形式存在于这个星球之上时，才成为human being——人类。从古至今，由爬行到直立，人的身体首次得到了解放；而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提出的太阳中心说，则为人类的心灵解开了枷锁，人的理性傲然屹立于天地之间，人不再臣服于那个未知的、彼岸的神的旨意，而是开始对此岸进行自由的思考和反思，这时的人才真正成为human being。人所面对的宇宙图景以及人内心的心灵世界都发生了剧变，人开始变得独立而自信，以理性为利器，开拓着这个属于人的新世界。伽利略提出了理解自然的新方法——数学方法，即以几何形式来解构物质和自然。牛顿把神圣的天体放在一个同质的宇宙中考察。这些学说将自然界还原成一个量的世界，使人成为旁观者，得以驾驭和改造自然。维萨里的人体解剖学说和哈维的血液循环理论，使得传统的生物科学权威轰然坍塌。种种的一切都表明，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使得人获得了空前的自由，不仅在面对外部的宇宙、自然这样的物理世界时人的思想是自由的，而且在重新审视自身、认识自己时，思想也是自由的。正如该书所说那样，16、17世纪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相互支持、相互交融的，“人文主义是近代科学的助产士”，而“近代科学革命也蕴含着丰富的人文价值”，简言之，人性的解放促进了近代科学的产生，而近代科学的发展也进一步证明了人性的价值。

 

纵观18世纪，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如和谐乐章，“大部分文人以懂得几何学而自豪；在科学家一方，则以对文学有涉猎而自矜”。“革命”和“启蒙”成为整个世纪进程的基调。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地理学……各门学科都纷纷进行着革命，取得了较大的突破，人类的自由本性和理性开始大放异彩，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图景。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两者和谐地统一于“理性”，在启蒙家那里，人性和理性是一致的，因为正是理性赋予了人的质疑精神，人才能从宗教和权威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自由的思想中彰显人性。而科学家那里，代表理性精神的数学分析方法成了他们开拓新世界的利器，自然科学日益数学化、模式化，而人对自然的认识也开始理性化，不再是敬畏，而是了解和享有自然。

 

在前两章的论述中，科学与人文的关系一直是相生相长、相互促进的，作者从第三章开始，拉开了两者之间不和谐的序幕。由于时代背景的转变，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走向复杂，它蕴含在生物进化论的社会反响之中，体现在人们对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相互关系之中，还蕴含在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主导地位的转换之中。在3个方面的观照下，可以看出科学与人文精神开始走向分立，这种分立也为下一章的反思埋下了思考的种子。科学与人文的疏离是数学思维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近代科学的发展过程中，人们量化的思路以及数学式的精密表述使得人们生活在一个虚构的世界中，开始远离大地。自然科学的力量愈发强大，甚至渗透到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而人以及人类社会是复杂的，社会中每一个个体的目的和方向不仅相异，而且相互影响，最后形成的合力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们在解析那个天然的自然时所使用的数学模式能否也有效地建构出一个道德规范或分析出社会发展规律？人们开始提出疑问。李凯尔特则明确提出否定，认为自然科学同历史的文化科学不仅是不同的，而且是对立的。数学是抽象的、普遍的、冰冷的，而社会历史是具象的、个体的、鲜活的，如果以数学的方式来解构社会与个体，将有可能抹杀生活中的诗意，使人的生存成为孤零零的片断，以机器零件的形式冰冷地存在于世间。自然与人文的对立，在19世纪，可以简化成数学与诗的对抗。数学是人的理性所创造的一种高度抽象化的模式，而诗则是人的灵性的体现，“是生活的外形”，寄托了人之为人的理想和价值。人们用于摆脱宗教枷锁的工具——科学，反而成了人类自由的另一道枷锁。

 

任何时代都有自己所要面对的危机，19世纪人文与科学的对立发展到20世纪的进一步的分裂乃至对抗，两者的矛盾关系最终凸显于这场科学大战之中。索卡尔的文章《超越界限，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抨击了人文学者对科学、数学的无知，而人文学者则认为科学不过是“众多故事中的一种；对客观知识的追求是一种唐吉珂德式的幻想；说一种社会中的科学比另一种社会中的科学更好，这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意义”。这场科学与人文互相抨击的大战所带来的不仅仅是分裂，而是反思，人们开始重新审视科学与人文的关系，试图超越科学大战，重构两者的关系。第四章中的物理学革命以及生物学革命，作者以一种宏观的视角揭示出这两场自然科学革命中所蕴含的人文价值。生物学中基因的发现揭示了在分子层面上生命现象和非生命现象的统一性，人不再是唯一的高贵的存在，那个以往被认为是冷漠的、了无生机的自然，“由于蕴含着产生生命现象的巨大可能性而显得同生命现象一样高贵、重要”，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再是疏离和驾驭，而是互相尊重。

 

其实科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从未和人文分离过，它是一种人文理想，负载着人的自由和希望，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自足的善、一种和谐的美、一种完满性的体现，这种传统是自古希腊一脉相承而来的。在科学与人文关系的发展进程中，无论是和谐还是分立，始终都有一个共同的载体——人。因而不管是现代语境还是后现代语境，科学与人文这两者的关系都应该视为一个整体，只有具备了这样的视域，才有可能找出问题的症结，指引着人类下一阶段的征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科学与人文关系的历史研究》不仅仅是一种考古式的回溯，而是针对我们眼下所面临的困境所作出的一种回应。该书所涉及的内容不局限于某一学科的发展历程，而是人类理性和灵性发展历程的一种整体性的关照，所以应该会超越具体学术领域，引起知识界和大众更多的关注。（原题《数学与诗的融合》，载于2008年2月21日《科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