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0月的一天下午，一位中年人走进我们刚开办不久的科技资料室，他个头不高，身材匀称，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只见他径直往卡片箱翻查，看看室内温度计、湿度计，还不时用手指抹抹档案架、阅览桌。那时我刚刚毕业，留在校办第一科工作。转了一圈后，他主动来到我桌前，问我姓名、那个系毕业的、工作上手吗，我一一作答。下班时，刘军科长开会回来，我这才知道这位中年人是上任不久的主持教学工作的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化学部委员钱志道同志。

 

 

1966年“六九风暴”中，校党委书记刘达被打成“彭真死党黑帮分子”，我也因在前段时间的大辩论中，到处“兜售”“科大不是北大”的保皇论调，被作为黑帮爪牙抓去陪斗，遇上了同在陪斗的钱志道。这一斗倒使我和刘达、钱志道结下忘年之交。后来他从“牛棚”出来，又跟我同在一处学习、劳动、“闹革命”，朝夕相处了很长时间。

 

1968年大联合后，我解除了“黑帮爪牙”的帽子，和顾国胜老师、陈效谦等同学组成群众专案组，调查钱志道的夫人——冯斐的“特嫌”问题，慢慢地对这位女性的历史有所了解。

 

冯斐是上世纪30年代浙江大学英语系女生，与比她高两年级的化学系的钱志道在校歌咏团相识、相恋并先后毕业留校任教。抗战爆发后，钱志道投身革命到了延安，冯斐随校辗转流亡到江西、广西，最后到了遵义。战争期间两人书信往来甚密，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怀疑，以“奸伪活动嫌疑”诱捕了她。从此两人中断了联系。钱志道一心扑在军工生产上，于1940年与厂里一位女工结了婚，冯斐则由竺可桢（时任浙大校长）保释后，于1948年公费赴美国深造，结婚后不久离异。1950年回国，任总参工程学院副教授。

 

一天，冯斐在浙大校友家与时任军工局长、丧偶的钱志道不期相遇，昔日的恋人历尽苦难相逢，悲喜交织，后经组织审查批准，重新结合，终成眷属。不久，冯斐得了肺病不能工作，自请病退，病愈后曾重新找工作，结果不但心愿未遂，连档案都被转掉了。1960年，阶级斗争愈搞愈烈，冯斐这段历史势必成为疑点，定为“特嫌”，并株连时任共和国第一任导弹局长的钱志道。他被免职审查三年，查无实据只好调离了之。

 

我们这个专案组在内查外调中，更多地了解了钱志道的光荣历史，还看到他书信中夹有毛主席在1944年给他的题词“热心创造”。我们曾建议他挂上大厅，他却淡淡一笑：“那只说明过去。”专案组愈查愈感到是冤案，冤枉了好人，到下半年就自动解散了。就我而言，对“特嫌”的冯斐不仅恨不起来，还荫生同情，对受株连的钱志道人品由衷敬佩，更加敬重。

 

那时我们有的称他老钱，有的叫他钱老头，他都不在乎，虽不善言谈，不多说话，但手不释卷，有时抽着闷烟，跟大家相处随和融洽。有时，我们也看到他很有个性与主见的一面。记得1970年一次会上传达林彪“一号令”讨论学校搬迁问题，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有说“拥护”，有说“赞成”，有的“不理解”、“想不通”，众说纷纭。在场的军工宣队员正极力扭转这个局面时，钱志道忽地站起来，满脸怒气，拍着桌子大声对军工宣队员说：“这简直是胡闹”，拂袖而去。还有一次校职机关批斗刘达，他看不下去，拿出随身携带的书看起来，被造反派看见，恶狠狠地叫他站起来，斥责他“你这个党内民主人士，死不悔改”，还抢他的书，他不给，并怒目而视，那个造反派拿他没办法，自找借口溜了。

 

 

1970年冬，科大下迁合肥，我和金富庆、孙寿椿、陶足富到钱志道家话别，他请我们吃家常饭，喝珍存多年的茅台酒，席间听他讲述周总理和茅台酒的故事。这是我们第一次喝茅台酒，也是第一次听他讲述上世纪50年代随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多次出访苏联洽谈156项目的事。离京那天，天气特别阴冷，他一早到火车站为金、孙夫妇及我、陶足富送行，留下一张珍贵的合影。

 

1971年秋，钱志道和冯斐也下迁合肥，同钱临照教授（学部委员）合住一套单元房，各居一间屋。小房子拥挤不堪，他们也没有一句怨言。那时我们夫妻两地分居，没事就常往他们家跑，想帮点忙，可是他们都不让帮，直到钱志道因坐公交车受凉，患面瘫，为求医才让我陪同。有一次因用车，我和司机班长争执，一位司机说：“老钱不是你爹、不是你娘，何必这么用心。”我满肚子委屈，钱志道得知原委后，不仅不生气，还说“这事可以理解”，“为此事生气划不来。”

 

但在原则问题上他却不退让。1972年，他恢复工作办试点班，我也回校教改组任职，在合肥校内新址“四合院”办公，我们接融频繁，感受更多，受益匪浅。记得有一次办试点班，与工宣队领导意见相左，他坚持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狠抓质量不能“折烂腐”。会后我劝他，刚出来工作，别太坚持原则，他说“不对”，并说“既然叫我出来负责，我就是‘老一套’、精心教育”。

 

如今钱志道先生离开我们很多年了，但他的高尚人品、治学精神如明月不沉，永远值得我们追忆、学习。

 

（作者系中国科技大学60级学生）

 

《科学时报》 (2008-9-9 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