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山/图
近日有媒体报道，外电9天前准确预报中国上半年的CPI数据，怀疑数据被提前泄露（《新闻晨报》7月18日）。暂且不论这则信息的原因分析是否准确——因为还有另一种可能，即境外机构根据中国数据计算出来的。不论是哪种情况，它暗示的征兆却是非常严肃的，印证了学术安全问题已经不再是一种纸上谈兵的虚拟危险，而是风险社会中一种实实在在的危机。这是传统的民族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遭遇的必然现象，也是全球化过程中随附在弱者身上的一种天生副产品。
说到学术安全，很多人不以为然，认为那是无稽之谈，其实这个问题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尤其是在信息流通渠道日益多元化的今天，这种风险已经无限加大了。为了检视这种说法，笔者举一个例子。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一名普普通通的经济系学生迪米特瓦·林特突发奇想地把自己埋进了图书馆。数月后一份长达400余页的《制造核弹的方法》出炉，美国核武器专家泰勒读完后禁不住掩卷惊叹：“这是我迄今所看到的最详细、最全面的报告。”其实，早在1964年美国就曾作过类似试验，像核弹这样的高度机密的技术，一个从未研究过核弹的大学生利用已有的资料就可以完全攻克。可想而知，学术安全实在是一个全球化时代需要加以警惕的问题。对于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因为与国际竞争者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预防学术安全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
关注学术安全至少有以下几方面重要意义：首先，学术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关注学术安全也是国家制定各项政策的安全屏障。第三，关注学术安全也可以使国家规避全球化风险，在国际竞争避免使国家利益受损。
既然学术安全对于全球化背景下的传统民族国家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国家的学术安全存在哪些薄弱环节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整个社会没有意识到学术安全在全球化背景下对于发展中国家所具有的国家安全意义。其二，国际资本与机构的大举扩张，导致落后地区部分共同体成员蜕变为学术买办与代理人。第三，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路径与模式被严重误导。本文主要关注第二点，这种情况也是最为可怕的。
之所以特别关注第二点，是因为国内科研环境比较恶劣，很多科技工作者没有课题可做，目前的考评机制又把课题与项目看得很重，这种状况极容易诱使很多科技工作者为了自身的发展无视研究的可能后果。再加上目前普通科技工作者的收入严重偏低，从事学术研究又是需要经费支持的，国内申请经费异常困难，导致整个科技工作者群体面临项目供给严重不足、需求强烈的局面。这时国际资本或基金为了达到某个目的，完全可以利用项目与合作研究的形式乘虚而入。更何况国人的崇洋心理，一旦有国外项目，不但能够完成现有考评的要求，而且还有更高的认可度，导致这种潜在研究市场非常广泛。由于目前学术信息获得渠道的多元化，以及极大的便捷性，就国内某一领域的情况完全可以作出一个比较准确的研究报告，即便这份报告对于雇主来说是初级草稿，经过深加工完全可以准确把握国内某一领域的现状。比如国外某些研究机构完全可以雇佣中国的科研人员完成国内石油的供需变化及其走势分析，国外石油机构由此就可以准确预测中国的石油采购战略，从而让中国在石油贸易中产生重大损失，还有粮食产量与需求的预测等。目前国外行业机构对于国内情况的了解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从经济领域就可以看出，目前在国际交易中我们买什么，什么就涨价，卖什么什么就跌价，虽然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但是国外机构对于国内行情的充分了解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其他如政治、经济、军事、农业与工业等领域也面临同样的危机。而且，中国的科研人员比较廉价，只要很少的投入就可以达到这个效果。
上述情况到底该怪谁呢？能够把责任完全推卸给普通科研人员吗？显然不能，国家的各项科技政策与制度在设置时就存在严重问题。如果一个国家的项目只是少数人的游戏，大多数人都是旁观者，那么这种制度安排从伦理角度来说就是缺乏作为公平的正义原则的。反之，我们是否可能从国外的研究机构或人员那里买来我们需要的信息与资料呢？显然难度与代价要比我们高出许多。两者之间制度安排的高下可以轻易比较出来。
当前最应该警惕的是，国外机构与国际资本已经开始把触角伸到国内一流研究机构。由于在国内的崇高地位以及拥有获得信息的独特优势，这些机构往往成为境外机构与资本跟踪与合作的首选目标。如果这些机构与人员已经获得国内相当数量的资助，它们的开价会高一些，一旦跨国资本觉得价位不合理，那么这种渗透会向下一级机构与人员转移。就目前情况来说，关于国内任何行业的初级分析报告，只要组织本领域的一个10人以下的团队就可以初步做出来，而且这种学术委托与合作项目的形式，可以最大限度地规避国家设立的各种安全壁垒。从这个意义上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当一个国家的学术安全不复存在的时候，它的实体边界已经形同虚设，而这正是全球化给落后国家带来的最大风险所在。
（作者为中南大学教授）
《科学时报》 (2008-8-1 周末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