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中关村建立起中国科学院第一批科研机构。很多人认为今年应该是中关村20周年的纪念，因为1988年，建立起了“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据此，这种说法有它的道理——作为“产业”的中关村的确是20岁的青年。然而，从科学院在中关村兴建的第一座楼——原子能所的前身近代物理所算起，作为新中国科学代名词的中关村，却早已经年过半百。当年，中关村还建起一批三四层高的灰色住宅楼，其中有3座3层楼房被俗称为“特楼”，这个称谓沿用至今。
作者手记
春回大地，霞光初现，“特楼”的科学家中，那些故去的成了不朽的铜像；健在的，仍在为祖国释放着巨大的能量，他们不是夕阳余晖，而是旭日朝霞。
改革开放，让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科学的观念已经在全社会被普遍认同。中国科学家的丰功伟绩受到了全社会的尊敬。
现在人们去寻访那三座楼，也许会感叹它落尽铅华，它那本来就是毫无修饰的本色灰砖墙体，因为岁月洗刷、风雨侵蚀，越显斑驳陈旧。那原是用红漆涂饰的木窗，只留残红，谁还看得出特楼曾有过的珠玉年华？
现在，“特楼”的科学家们大都迁入了新宅，但也有一些人仍住在这里。不管是迁走的，还是仍住在这里的，他们热爱祖国、勇于创新的品格丝毫不变，他们为祖国、为人类的进步仍在默默奉献。
“特楼”的科学家们虽然研究的领域不同，人生经历也不尽相同，但他们都有一份可贵的“爱心”——爱祖国、爱科学，而非爱金钱、豪宅、官位。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如钱学森和赵忠尧那样，不怕威胁迫害，冲破重重障碍，毅然归来；才能如汪德昭、王承书和杨承宗那样不惜放弃优越的条件和令人羡慕的高薪，用自己的所学报效祖国；才能如屠善澄和桂湘云那样，不嫌祖国贫穷，“即使睡两张双层床也要回去”；才能如陈宗器、陈焕镛那样不辞艰险，踏遍祖国的大漠山林；才能如黄秉维那样，放着高官不做，而一心从事科研；才能如郭慕孙那样，永葆“好奇心、进取心和创造心”；才能如杨嘉墀和陈家镛那样世乱心不乱，在动荡不宁的生活中仍然坚持搞科研；才能如顾准和邓叔群那样，勇于坚持真理。
三座“特楼”刚建成时，少先队员曾经唱着“小松树，小柏树，一排排来一行行”，在这里栽下了小树苗。现在，当年的小苗已经长成参天大树，树下是一片绿阴。当年种树的红领巾们，已经当了父亲母亲，甚至爷爷奶奶。他们的后代现在唱的是：“好大一棵树，任你狂风呼，绿叶中留下多少故事，有乐也有苦，好大一棵树，绿色的祝福，你的胸怀在蓝天，深情藏沃土……”
“特楼”中的前辈科学家如同一棵棵大树。当人们享受着大树下的阴凉时，除了感激之情外，是不是还应当想到，我们受惠于前人，又当如何施惠于后人，也就是如何建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
“特楼”之一 ——14楼外景
与会者合影
左起：赵忠尧之女赵维勤、赵九章之女赵理曾、陈宗器之女陈雅丹
童第周之子童粹中（左）与傅承义之子傅祖明
7月1日下午，恰逢中国共产党建立87周年，科学时报社的会议室高朋满座，刘洪海社长致辞道：“各位最亲爱的朋友，我代表科学时报社感谢大家的光临……在座各位，你们和你们背后的家族，其实是我们重要的‘内容提供商’……你们跟着前辈也吃了不少苦——父母都忙于事业，你们从小就分担了国家的忧愁。我向大家表示敬意！”
究竟这是些怎样的客人，会引出刘社长这样一番热烈的欢迎辞？他们和他们背后的家族有又怎样的不同寻常？事情还得从作家边东子的新书《风干的记忆——中关村“特楼”内的故事》说起，因为这次聚会，大家座谈讨论的主题正是这本书。
难得的聚会
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科学院在中关村建起了一批崭新的科研机构和住宅楼，其中，13、14、15号楼被称为“特楼”，这个称谓沿用至今。“特楼”实际上为了安置当时的著名科学家和海外归来的学者而建立的，细数其中的住户，个个都是响亮的名字：钱学森、贝时璋、钱三强、郭永怀、赵九章、杨嘉墀、童第周、顾准……《风干的记忆》就是一部记叙他们工作和生活的作品。
出席这次聚会的，就是那些“特楼”老住户们的第二代和第三代。边东子说，这是一次“老朋友”的聚会，也是一次“小朋友”的聚会。这些当年的孩子，现在已经是满头华发，他们当中有许多已经近50年不见，因而充满了久别重逢的欢乐，和当面相见不相识的戏剧性场面。当陈世骧的女儿出现在门口时，几位儿时的伙伴，喜出望外地叫了起来：“陈受宜！”柳怀祖和贝德当年是英俊少年，现在虽然年过花甲，却仍是风度翩翩，富有学者气质。童第周的儿子童粹中虽然言语不多，但不久前，还在软件企业中任职，这可是个年轻人的行业，足见他的思维敏捷。
曾在13楼住过的著名经济学家顾准先生，担任过综考会副主任，曾为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出过非常中肯的意见。如果不是《风干的记忆》一书，许多人并不知道他曾经在中关村13楼住过。而且“无巧不成书”的是，她的女儿顾淑林曾经当过郭永怀先生的助手，郭先生和他的夫人李佩教授的家就在13楼；而另一位她非常敬佩的师长杨承宗先生也住在这里。她的发言饱含深情，她说自己到这里来有两个目的，首先是“感谢、感恩！”她说：“1965年，我从科技大学毕业，郭永怀先生把我选去做助手，1968年郭永怀先生牺牲之后，我更多接触的是李佩教授。一转眼已经近50年了。我深深感到，这一对学者夫妇，代表着我们中关村的老一代。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从不居功，从不跟风。他们扎扎实实地做自己的专业，对待同事、学生、朋友，永远敞开着博大的胸怀。我还要讲的是杨家伯伯对年轻人的爱惜，在我考上科技大学的时候，杨承宗先生是科技大学放射化学系的主任，他当时想把我调到放射化学系去。他说，‘我们放化系应该要有优秀的女生，因为居里夫人就是女性。’虽然此事最后没有协商成，但杨先生对年轻人的期待和爱护，依然让我铭记于心。”顾淑林说，她在人生路上，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坎坷，每当想起这些，“都有一种力量，一种声音，催我奋起”。
顾淑林说，她来这里的另一个目的是“恢复友谊”，她动情地说：“我的同学赵维勤、赵理增、杨家蕾，我们几个女孩子当年一起从这几个楼里走出来，又一起走进101中学。虽然多年没有联系，但我想念你们啊！”
这时，赵忠尧先生的女儿赵维勤和赵九章先生的女儿赵理曾异口同声，饱含深情地大声说：“我们也想念你啊！”场面非常感人。这决不是“作秀”，在《风干的记忆》一书中，就记载了李佩教授、杨承宗先生以及当年的小伙伴们和顾淑林之间的浓浓深情。
风干的记忆
与会者在兴奋于多年后的重逢之外，也很高兴看到这样一本记载先辈事迹和自己生活足迹的作品问世，因为这不仅让他们那已经有些风干的记忆，重又变得鲜活，而且引发了他们的激情和感想。
著名画家陈雅丹的父亲陈宗器先生是著名地磁学家，曾经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两进罗布泊，三入楼兰城。据陈雅丹回忆，1957年，父亲担任国际地球物理年中国委员会秘书长，因为自己小，不知道他在忙什么，只记得那时候顾功叙先生等人经常晚上来家里开会，外国同行为联系学术交流，家中的电话半夜也响个不断。《风干的记忆》一书中曾记载，她当时用一床厚棉被把电话包起来，想让父亲好好休息一下，父亲却说这是他的工作。陈雅丹教授说：“新中国建国初期这批科学家非常了不起，党也非常相信他们。那时是为整个科学院‘搭架子’的阶段，他们都是全力以赴的。虽然我是个画家，但我把最喜欢的画画放下来，做保留历史的工作，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留给后代一些东西。虽然很多东西是别人来写的，但是我们用心来发掘其中的意义。”她的话得到了所有与会者的赞同，大家都表示要继承老一辈的传统。作者边东子认为，他也是以这样的态度来写作这本书的。
科学家的很多事迹，如果不进行发掘整理，也许永远都会封存在历史的尘埃中。《风干的记忆》一书中，收集整理了许多科学家们的事迹和成就，如钱学森对中国制定“十二年科学规划”的重要贡献，杨嘉墀关于开发月球上的“氦3”所提的建议。《风干的记忆》一书还记载了这些著名科学家们的高风亮节，赵忠尧和钱学森冲破重重阻碍回到祖国；郭永怀等人拒绝在别人的成果上署自己的名字；汪德昭73岁高龄时，仍坚持到风高浪险的南海去考察。
郭永怀先生的夫人李佩教授认为，这本书不是单纯写人记事的传记，更是一本“传播科学的书”，并且写得有血有肉。“你要问我中国科学院是从哪儿起家的，我说就在这些楼，中科院的‘根’就在这儿”。
《风干的记忆》一书还澄清了一些社会上被误解的信息。比如，有媒体曾在报道中说，作为钱学森先生回国的交换条件，我国释放了朝鲜战争的战俘，这是十分不准确的。众所周知，扣押战俘是违反国际公约的，而这些飞行员是驾机闯入我国的间谍，并非战俘，这一点铁证如山。
与会的嘉宾，包括作者在内，都是在科学的氛围里长大的，在那个新中国科学事业的初创时期，在艰苦的为“两弹一星”研制的奠基年代，他们也亲见了老一辈科学家的无私奉献精神。边东子记得，当时他常看到郭永怀先生天天戴着鸭舌帽，迈着大步、低着头从他家的窗前走过。边东子和他的孩子郭芹是好朋友，但是连郭芹都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干什么的。他们在这种氛围里也养成了自力更生的生活态度，而不是依靠前人的荫蔽，“所以我们的事业也不会太差。无论成功的大小，我们在精神上都继承了前辈的品质，默默在自己的岗位上为社会作着贡献。因此我觉得无论是科学家的群体、科学院的氛围都是值得写的。”陈雅丹这样说。的确，在座的许多人都继承了父辈的事业和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