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中关村建立起中国科学院第一批科研机构。很多人认为今年应该是中关村20周年的纪念,因为1988年,建立起了“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据此,这种说法有它的道理——作为“产业”的中关村的确是20岁的青年。然而,从科学院在中关村兴建的第一座楼——原子能所的前身近代物理所算起,作为新中国科学代名词的中关村,却早已经年过半百。当年,中关村还建起一批三四层高的灰色住宅楼,其中有3座3层楼房被俗称为“特楼”,这个称谓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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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手记
春回大地,霞光初现,“特楼”的科学家中,那些故去的成了不朽的铜像;健在的,仍在为祖国释放着巨大的能量,他们不是夕阳余晖,而是旭日朝霞。
改革开放,让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科学的观念已经在全社会被普遍认同。中国科学家的丰功伟绩受到了全社会的尊敬。
现在人们去寻访那三座楼,也许会感叹它落尽铅华,它那本来就是毫无修饰的本色灰砖墙体,因为岁月洗刷、风雨侵蚀,越显斑驳陈旧。那原是用红漆涂饰的木窗,只留残红,谁还看得出特楼曾有过的珠玉年华?
现在,“特楼”的科学家们大都迁入了新宅,但也有一些人仍住在这里。不管是迁走的,还是仍住在这里的,他们热爱祖国、勇于创新的品格丝毫不变,他们为祖国、为人类的进步仍在默默奉献。
“特楼”的科学家们虽然研究的领域不同,人生经历也不尽相同,但他们都有一份可贵的“爱心”——爱祖国、爱科学,而非爱金钱、豪宅、官位。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如钱学森和赵忠尧那样,不怕威胁迫害,冲破重重障碍,毅然归来;才能如汪德昭、王承书和杨承宗那样不惜放弃优越的条件和令人羡慕的高薪,用自己的所学报效祖国;才能如屠善澄和桂湘云那样,不嫌祖国贫穷,“即使睡两张双层床也要回去”;才能如陈宗器、陈焕镛那样不辞艰险,踏遍祖国的大漠山林;才能如黄秉维那样,放着高官不做,而一心从事科研;才能如郭慕孙那样,永葆“好奇心、进取心和创造心”;才能如杨嘉墀和陈家镛那样世乱心不乱,在动荡不宁的生活中仍然坚持搞科研;才能如顾准和邓叔群那样,勇于坚持真理。
三座“特楼”刚建成时,少先队员曾经唱着“小松树,小柏树,一排排来一行行”,在这里栽下了小树苗。现在,当年的小苗已经长成参天大树,树下是一片绿阴。当年种树的红领巾们,已经当了父亲母亲,甚至爷爷奶奶。他们的后代现在唱的是:“好大一棵树,任你狂风呼,绿叶中留下多少故事,有乐也有苦,好大一棵树,绿色的祝福,你的胸怀在蓝天,深情藏沃土……”
“特楼”中的前辈科学家如同一棵棵大树。当人们享受着大树下的阴凉时,除了感激之情外,是不是还应当想到,我们受惠于前人,又当如何施惠于后人,也就是如何建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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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楼”之一 ——14楼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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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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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赵忠尧之女赵维勤、赵九章之女赵理曾、陈宗器之女陈雅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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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第周之子童粹中(左)与傅承义之子傅祖明
7月1日下午,恰逢中国共产党建立87周年,科学时报社的会议室高朋满座,刘洪海社长致辞道:“各位最亲爱的朋友,我代表科学时报社感谢大家的光临……在座各位,你们和你们背后的家族,其实是我们重要的‘内容提供商’……你们跟着前辈也吃了不少苦——父母都忙于事业,你们从小就分担了国家的忧愁。我向大家表示敬意!”
究竟这是些怎样的客人,会引出刘社长这样一番热烈的欢迎辞?他们和他们背后的家族有又怎样的不同寻常?事情还得从作家边东子的新书《风干的记忆——中关村“特楼”内的故事》说起,因为这次聚会,大家座谈讨论的主题正是这本书。
难得的聚会
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科学院在中关村建起了一批崭新的科研机构和住宅楼,其中,13、14、15号楼被称为“特楼”,这个称谓沿用至今。“特楼”实际上为了安置当时的著名科学家和海外归来的学者而建立的,细数其中的住户,个个都是响亮的名字:钱学森、贝时璋、钱三强、郭永怀、赵九章、杨嘉墀、童第周、顾准……《风干的记忆》就是一部记叙他们工作和生活的作品。
出席这次聚会的,就是那些“特楼”老住户们的第二代和第三代。边东子说,这是一次“老朋友”的聚会,也是一次“小朋友”的聚会。这些当年的孩子,现在已经是满头华发,他们当中有许多已经近50年不见,因而充满了久别重逢的欢乐,和当面相见不相识的戏剧性场面。当陈世骧的女儿出现在门口时,几位儿时的伙伴,喜出望外地叫了起来:“陈受宜!”柳怀祖和贝德当年是英俊少年,现在虽然年过花甲,却仍是风度翩翩,富有学者气质。童第周的儿子童粹中虽然言语不多,但不久前,还在软件企业中任职,这可是个年轻人的行业,足见他的思维敏捷。
曾在13楼住过的著名经济学家顾准先生,担任过综考会副主任,曾为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出过非常中肯的意见。如果不是《风干的记忆》一书,许多人并不知道他曾经在中关村13楼住过。而且“无巧不成书”的是,她的女儿顾淑林曾经当过郭永怀先生的助手,郭先生和他的夫人李佩教授的家就在13楼;而另一位她非常敬佩的师长杨承宗先生也住在这里。她的发言饱含深情,她说自己到这里来有两个目的,首先是“感谢、感恩!”她说:“1965年,我从科技大学毕业,郭永怀先生把我选去做助手,1968年郭永怀先生牺牲之后,我更多接触的是李佩教授。一转眼已经近50年了。我深深感到,这一对学者夫妇,代表着我们中关村的老一代。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从不居功,从不跟风。他们扎扎实实地做自己的专业,对待同事、学生、朋友,永远敞开着博大的胸怀。我还要讲的是杨家伯伯对年轻人的爱惜,在我考上科技大学的时候,杨承宗先生是科技大学放射化学系的主任,他当时想把我调到放射化学系去。他说,‘我们放化系应该要有优秀的女生,因为居里夫人就是女性。’虽然此事最后没有协商成,但杨先生对年轻人的期待和爱护,依然让我铭记于心。”顾淑林说,她在人生路上,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坎坷,每当想起这些,“都有一种力量,一种声音,催我奋起”。
顾淑林说,她来这里的另一个目的是“恢复友谊”,她动情地说:“我的同学赵维勤、赵理增、杨家蕾,我们几个女孩子当年一起从这几个楼里走出来,又一起走进101中学。虽然多年没有联系,但我想念你们啊!”
这时,赵忠尧先生的女儿赵维勤和赵九章先生的女儿赵理曾异口同声,饱含深情地大声说:“我们也想念你啊!”场面非常感人。这决不是“作秀”,在《风干的记忆》一书中,就记载了李佩教授、杨承宗先生以及当年的小伙伴们和顾淑林之间的浓浓深情。
风干的记忆
与会者在兴奋于多年后的重逢之外,也很高兴看到这样一本记载先辈事迹和自己生活足迹的作品问世,因为这不仅让他们那已经有些风干的记忆,重又变得鲜活,而且引发了他们的激情和感想。
著名画家陈雅丹的父亲陈宗器先生是著名地磁学家,曾经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两进罗布泊,三入楼兰城。据陈雅丹回忆,1957年,父亲担任国际地球物理年中国委员会秘书长,因为自己小,不知道他在忙什么,只记得那时候顾功叙先生等人经常晚上来家里开会,外国同行为联系学术交流,家中的电话半夜也响个不断。《风干的记忆》一书中曾记载,她当时用一床厚棉被把电话包起来,想让父亲好好休息一下,父亲却说这是他的工作。陈雅丹教授说:“新中国建国初期这批科学家非常了不起,党也非常相信他们。那时是为整个科学院‘搭架子’的阶段,他们都是全力以赴的。虽然我是个画家,但我把最喜欢的画画放下来,做保留历史的工作,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留给后代一些东西。虽然很多东西是别人来写的,但是我们用心来发掘其中的意义。”她的话得到了所有与会者的赞同,大家都表示要继承老一辈的传统。作者边东子认为,他也是以这样的态度来写作这本书的。
科学家的很多事迹,如果不进行发掘整理,也许永远都会封存在历史的尘埃中。《风干的记忆》一书中,收集整理了许多科学家们的事迹和成就,如钱学森对中国制定“十二年科学规划”的重要贡献,杨嘉墀关于开发月球上的“氦3”所提的建议。《风干的记忆》一书还记载了这些著名科学家们的高风亮节,赵忠尧和钱学森冲破重重阻碍回到祖国;郭永怀等人拒绝在别人的成果上署自己的名字;汪德昭73岁高龄时,仍坚持到风高浪险的南海去考察。
郭永怀先生的夫人李佩教授认为,这本书不是单纯写人记事的传记,更是一本“传播科学的书”,并且写得有血有肉。“你要问我中国科学院是从哪儿起家的,我说就在这些楼,中科院的‘根’就在这儿”。
《风干的记忆》一书还澄清了一些社会上被误解的信息。比如,有媒体曾在报道中说,作为钱学森先生回国的交换条件,我国释放了朝鲜战争的战俘,这是十分不准确的。众所周知,扣押战俘是违反国际公约的,而这些飞行员是驾机闯入我国的间谍,并非战俘,这一点铁证如山。
与会的嘉宾,包括作者在内,都是在科学的氛围里长大的,在那个新中国科学事业的初创时期,在艰苦的为“两弹一星”研制的奠基年代,他们也亲见了老一辈科学家的无私奉献精神。边东子记得,当时他常看到郭永怀先生天天戴着鸭舌帽,迈着大步、低着头从他家的窗前走过。边东子和他的孩子郭芹是好朋友,但是连郭芹都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干什么的。他们在这种氛围里也养成了自力更生的生活态度,而不是依靠前人的荫蔽,“所以我们的事业也不会太差。无论成功的大小,我们在精神上都继承了前辈的品质,默默在自己的岗位上为社会作着贡献。因此我觉得无论是科学家的群体、科学院的氛围都是值得写的。”陈雅丹这样说。的确,在座的许多人都继承了父辈的事业和精神。